编者按

　　对《资本论》及其手稿进行再研究，阐释《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应当以何种视角阐述《资本论》？如何避免误读《资本论》？如何立足《资本论》哲学思想理解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既是理论的需求，也是时代的需要。光明日报今天特组织刊发3篇文章，希望能引发读者的思考与讨论。

　　《资本论》中的“总体性”及其现代误读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要研究的对象，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相较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是特殊的，因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的社会有机体”，因此，对这个特殊对象的把握需要借助一种“总体性”的概念。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深刻地意识到了人类活动的总体性，并主张以辩证法来描述它。但黑格尔高估了理论思维的力量，将“现实的世界”归结为“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将“现实的生产行为”归结为“范畴的运动”，表面上把握了现实生活的总体性，实则夸大了理论思维的能动性。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力图去除绝对精神的强大吞噬力，但后来者或者是将“抽象的人”“类本质”“自我意识”作为“绝对精神”的替代物，无法确立一种恰当描述人类活动的理论方式；或者就是放弃了理论思维把握社会生活的可能性；更多的却是沉湎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加工改造，没有从根本意义上超越他。这里的难度在于如何处理“理论思维”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时所展示的“现实的具体”与“思维的总体”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这种“非对称性”体现在：从思维的“抽象”中构造出“具体”的方式，只是在思维内部展开的，目的是通过“思维的总体”掌握、再现“现实的具体”，而绝不是“现实的具体”本身的产生方式。换言之，“现实的具体”始终是“思维的总体”所不能一览无余地把握的对象。在研究社会对象时，这种“非对称性关系”表现为：“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绝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但马克思之所以最终选择辩证法作为“思维的总体”的表述方式，是因为相对于抽象的经验论者“对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与唯心主义者“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辩证法深刻地总结与表述了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因此，在面对社会生活这个“现实的具体”时，辩证法能够使得“具体”与“总体”有机地关联起来。而黑格尔乃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从这个意义说，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学生。但辩证法不应该只被看作是黑格尔个人的发现，而应该是德国民族对世界哲学的贡献。正如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说：“我亲爱的，你明白，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这特别令人高兴，因为在其余方面，这个民族是天下最愚蠢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