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发展史上,原初的哲学问题总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不妨选取西方哲学史上三个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哲学形态来进行阐述:一、古代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开端;二、近代笛卡尔哲学的开端;三、当代胡塞尔现象学的新开端。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开端的重要性,并且理解其内在意义和外在作用,那么无论是本质世界还是事实世界,都或多或少能在某些范围内得以澄清。然而,开端最为困难,一种新的正确的开端不能随意为之,一旦哲学家试图寻求哲学开端的可能性,他就必须首先对开端本身进行沉思,以便建立新的可靠基础。

　　苏格拉底第一次通过不懈的自身沉思将诡辩学派的怀疑思潮扭转过来,开启了整个西方探寻普遍性和彻底性的哲学通道。为了通达真理,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从而避免掉入“意见”的陷阱。也正因为此,苏格拉底把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诠释为纯粹理性的生活。人类所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都必须具有清晰明白的本源确定性,以此区分什么是不确定的“意见”,什么是确定的“本质”,或者说什么才是可靠的“智慧”。原初的哲学问题可以表述为“怎样获得真正的理性生活?”或“理性生活如何能够纯化?”

　　依照胡塞尔的看法,苏格拉底在探寻原初本质的自在存在的同时,也为伦理生活的普遍要求进行了彻底说明。而这种说明是关联性的,亦即按照由纯粹理性凸显出来的普遍理念来对伦理生活进行原则性规范和正当性证明。苏格拉底的开端原则超越了前人旧有的范围,具有批判的性质,对于存在者本身、美本身、善本身的认识过程的说明,要求回溯到绝对自身所给予的自在存在这个最初源泉。只有这个最初源泉,才能成为真正有德性的人的积极动力,否则,放弃原则性规范和正当性证明,就无法获得有关美和善本身的真正知识。这是先贤的精神智慧,也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笛卡尔再到胡塞尔的基本信念。

　　柏拉图被胡塞尔称为“一切真正的科学之父”,他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将原初的哲学问题以谨慎的态度作出了深刻的阐发和原则性的论定。至此,真正的哲学问题才进入人类的意识之中,作为主体化的要求也因此得到了其最终的有效性说明。哲学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精神象征,无论是像胡塞尔所谓的“哲学作为一种严格的科学”,还是如皮埃尔·阿道所说的“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都不可避免要回归到合理生活的可能性论证之中。如果说作为伦理实践者的苏格拉底将合理的德性生活奠基在自明的可靠知识之上(德性即知识),那么在柏拉图这里,自明可靠的知识则必须通过彻底的澄清来获得原则性的洞察,以便实现其自身有效的全然真理。自此以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这些基本思想就有意无意地支配了整个欧洲哲学发展的命运。这个看法不仅在胡塞尔这里,也在同时代的怀特海那里得到了类似的解释。

　　笛卡尔第二次通过自身的沉思方式从根源上真正彻底地把握了怀疑论,延续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的大体思路。这里所说的“把握”就是指在使用怀疑论方法的同时又建构了最终克服怀疑论的根基。在古代的极端怀疑论者那里,人类哲学意识的普遍要求在其原则的可能性方面第一次得到了全方位的挑战,一切先前被认为具有必然性的客观法则都在主观的质疑中予以了否定。在他们看来,“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是者如其是的尺度,也是不是者如其不是的尺度”。虽然怀疑论者所展开的绝对怀疑的思路后来被苏格拉底—柏拉图扭转过来,但问题本身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领悟。也就是说,怀疑论本身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有关方法上的运用和主观性考察的动机,对后世产生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它原来的诉求。也正是这种动机直接推动了怀疑论思维的未来趋势,笛卡尔的转向就是使用怀疑论方法来进行哲学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