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仙逝已经四百年了，作为“名垂千古”的天才诗人和剧作家，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他究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什么的形象，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难题，也是一个学理性的难题。回首四百年的历史，人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肯定或者否定了莎士比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所塑造或者被塑造出来的历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拥莎派”和“倒莎派”

　　莎士比亚虽然名垂青史，万人敬仰，他一开始到现在的身份和形象，都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一方面被追捧和奉承，另一方面被打倒和否认。拥莎派和倒莎派，是一开始就有的。莎士比亚在世的时候，弗朗西斯·米尔斯就提到过莎士比亚的甜美歌喉：“甜蜜的十四行诗在密友中流传。”

　　与米尔斯对峙的，是臭名昭著、罪恶昭彰的罗伯特·格林。他是乌鸦说和土豪说的提倡者，在他即将命丧黄泉的1592年，他殚精竭虑，留下了《万千后悔换一智》，说莎士比亚“自命不凡，认为国中无人，只有他是剧坛老大，可威震舞台”，说他“戏子之皮囊包裹虎狼之心”，“会得几句无韵诗，就自鸣得意，其实他只是门门懂样样瘟的万金油罢了”。

　　另一方面，据史学家哈利德考证，“莎士比亚在当时虽然名声很大，是很受尊敬的诗人和很受欢迎的剧作家，但是当时的戏剧，至少是英语戏剧，是很少被认可为文学的”。莎士比亚写的剧本上演，虽受欢迎，却是不入阳春白雪之流的。

　　对莎士比亚的赞美之声，最为有影响的，起于他乘鹤西去后的第七年即1623年，他的同行和朋友赫明斯与康戴尔为他张罗出版《莎士比亚戏剧集》。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集里，莎士比亚的同行与朋友琼森在献诗中高度评价了他。他的评价虽然毁誉参半，但对他的赞美远远超过了指责或抱怨。他说，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他的作品简直超凡入圣，他是“剧坛的奇迹”，他是埃文河上可爱的天鹅，“他不仅仅属于某一个时代，而将流芳千古”。最为关键的是他关于“莎士比亚将流芳千古”的话，把莎士比亚提高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

　　后来的伏尔泰、萧伯纳、托尔斯泰，有的想挑战莎士比亚，比如萧伯纳，有的想诟病莎士比亚，比如托尔斯泰，但无论如何，认真关怀莎士比亚，总算是对一种文学现象的负责任的态度。更有居心不良者，是怀揣一种狐狸效应，吃不着的葡萄，一定要竭尽全力，证明它是酸的，比如马克·吐温就属于这种情形。

　　在多元而且多言的二十到二十一世纪之间，倒莎之风更是十分凛冽。在《达·芬奇密码》面世的那一年，躺在病床上的费洛斯看着出版社送来的再版清样《莎士比亚密码》，她满意地合上了双眼。除此，还有一些诸如以《莎士比亚为谁所撰？》《莎士比亚丢失的王国》《莎士比亚另有其人》《莎士比亚另有其名》《莎士比亚是谁？》《莎士比亚的替身：牛津伯爵》《被封杀的莎士比亚》为题的论著，都说的是如出一辙的论调。莎士比亚的身份和著作权问题甚至升温为法庭公案。1987年9月25日，美国最高法院进行审理，牛津派败诉。他们准备在英国法庭东山再起。1988年11月26日，伦敦的内隐殿500人出席。这次，学者们出面了。他们以斯坦利·韦尔斯等人为代表，另一方由美国牛津派西尔等人为代表。这次仍然是牛津派即倒莎派败诉，他们的情况雪上加霜。后来牛津派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电视等媒体活动，并且掀起了网络签名活动。面对此情此景，身居象牙塔的经院学派却基本上是沉默不语的，直到2010年，才开始正式地回应这些“社会上”的大众声音。夏皮罗写了《争论不休的莎士比亚》一书。当然，莎士比亚的情况扑朔迷离，其实这种争论是永远也不会有定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