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咏吟，哲学博士，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学术专长为“古典学”与“解释学”，著有《解释学论集》六种。

　　寥寥几语，是李咏吟教授的“自我定位”。他的学术目光游移于东西之间，在古典诗学、哲学等园地中寻觅、探索。当记者表达关于古典学重建的采访请求时，他回复说对此问题感兴趣，发回来的答复工整之中又带着一份执着的热情。

　　创造性地重构辉煌的中国古典文明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我看来，学者对于中国古典学，其研究的范围和方法，都存在不同的认识，此外，其与本来已经较为模糊的“国学”概念还存在交叉、重合之处。您认为主要当如何界定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以及其特有的研究方法？

　　李咏吟：确实如此，“中国古典学”这一概念与“国学”之间，有许多交叉重合处。我记得，裘锡圭先生专门就“中国古典学”发表过相对完整的论述。我个人比较赞同裘锡圭先生的看法，“中国古典学”应该限定为研究先秦思想历史文化的学问，下限最多至汉代，即研究秦汉及秦汉以前的中国思想历史文化。这个说法，也是比照“西方古典学”的看法，他们以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历史文化作为古典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中国思想历史文化的原创性内容，大多奠基于先秦与秦汉。国学的内容，显然要比古典学的内容更加丰富。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古典学（或称现代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和发展，似乎始终绕不开“疑古”和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对于这两派似乎对立的，应当如何吸取与扬弃？

　　李咏吟：疑古的方法或二重证据法，曾经创造了中国古典学的辉煌。近代以来，一大批优秀的学者，通过疑古的方法或二重证据法研究先秦与秦汉思想历史文化而著名。不过，在当下，我主张，应该有更多的建设者，在继承已有的古典学成就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重构辉煌的中国古典文明。以古典文明为研究对象，不仅可以重新发现先秦思想的伟大力量，而且可以显示中国学者博大精深的思想风貌。无论是政治法律思想还是哲学伦理学思想，先秦思想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东西是无限的，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发掘先秦思想的积极与优秀的内容，许多优秀的内容，恰恰因为“疑古思潮”或者“解经传统”而遮蔽了。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众多出土文献的出现，某种意义上刺激和推动中国古典学研究的走向深入，对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使用，应当贯彻什么原则？

　　李咏吟：新的出土文献，打破了先秦思想历史文化研究中的许多已有的结论。经典文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历史文化思想风貌，这对于古典学者而言形成了巨大的思想挑战。不过，就古典学原则而言，我们不应因为新的出土文献而否定已有的经典文献，特别是传承千年的经典文本。相反，我们应该通过新的出土文献重建对先秦思想历史文化的新理解。不断地丰富古典思想历史文化，而不是以出土文献否定已有的经典文献，这才是正确的选择。

　　为当下的中国寻找美丽而自由的生命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古典学，是参照西方的古典学而提出的，此外又有“比较古典学”的提法，一些以古典学为名目的机构、课程里也着重提到“中国的古典文明”。您认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主要需要哪些动力与举措？

　　李咏吟：中国人谈论“古典学”，喜欢炫耀在“小学”、“文献学”、“考古学”等上面的功夫，完全不顾及古典文明研究所需要的思想内在要求，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因为没有灵魂的学问越发达，可能离古典文明的精神与真正价值越远。我们在求证古典文明的历史真实性时，更应该重视古典文明的伟大思想精神与伟大生命德性。如果没有精神与德性的考证，只专注于学问或知识自身，那么，古典学就失去了灵魂。

　　我在西方大学古典学系的图书馆里，阅读古典学杂志上的论文和古典学的专门著作，最大的感受是：西方古典学者在求证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时，高度重视这两种文明所充分体现的伟大生命精神以及优美而深邃的思想价值。中国古典文明本身，也蕴含着极其伟大则优美的思想精神，当然，也包含着许多落后的内容，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我们更应重视伟大而优美的文明，相对而言，应该忽视落后或残酷的历史生活真实。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这是古典学研究或者说古典文明研究必须坚守的原则，而不是将一切进行文献还原！通先秦一经一典的当代学者尚有，但是，完全能够把握先秦诸子和历史文化经典的大学者，在当下已经罕有，这是相对危险的信号。因此，重新想象近代以来许多伟大的中国古典学者的思想与学术成就，重新理解与研究先秦的伟大经典，为当下的中国寻找美丽而自由的生命精神，这是当今中国古典学研究必须具有的思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