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4年是“中印友好交流年”，也是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日前，外交部部长王毅的印度之行释放出“龙象共舞”的强劲信号，中印关系进入了全面提速的新时期。

　　2014年是“中印友好交流年”，也是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日前，外交部部长王毅的印度之行释放出“龙象共舞”的强劲信号，中印关系进入了全面提速的新时期。

　　“中印关系目前到了很关键的时期，有可能产生重大突破。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赵伯乐说。

　　中印交互研究现状如何，双方有何新的学术期待？就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两国学者。

　　印度的中国研究世界汉学中的重要声音

　　中印作为两大文明古国，友好交往积厚流光。印度的中国研究起源，深深根植于两国的文化交流史。19世纪，印度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文化领域。20世纪上半叶，印度学者谭云山、诗人泰戈尔等，较早建立了著名的中国学院，研究中印所共享的文明遗产。

　　暨南大学中印比较研究所所长贾海涛向记者简要介绍了印度当代的中国研究脉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印关系友好，双方开创了相互研究的新局面。此后，因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双方学术交流活动一度减少，但印度对中国研究的重视程度并未因此减弱。1980年代末两国恢复友好关系后，双方学术交流再度活跃。最近十来年，印度从事中国研究的队伍规模不断扩大，研究机构从传统的以德里为中心向全国辐射。除了有中国研究的传统阵地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德里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外，还出现了贾米尔大学、英迪拉·甘地国立开放大学等新兴阵地。

　　“印度话语系统是世界汉学中的一个重要声音。”贾海涛表示，中国问题研究成果的英文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印度。北京大学教授姜景奎说，印度的中国研究注重跨学科视角，涵盖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而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研究是新近的研究重点。

　　作为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印度学者，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印度那烂陀大学理事会理事沈丹森对印度在中国研究中的不足有清醒认识。他发现，许多印度学者在做中印比较研究时，往往使用英文材料。比如，在研究中国经济政策或作中国的经济结构分析时，只有公开发表的英文统计数据，才会被印度学者作为研究材料。“这会导致许多旧材料被反复使用，缺乏原创性研究。”沈丹森希望印度政府加大对中国研究的经费支持，尽快起草推动中国研究发展的十年计划。

　　沈丹森认为，未来印度的中国研究需更多地借鉴吸收世界各国汉学研究的方法，为世界学术作出更多贡献。以中印双边关系研究为例，他认为，研究者应把两国历史与当代互动放在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框架中进行分析。古代东南亚、中亚国家及民族对早期中印联系所作出的贡献、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今日的全球地缘政治形势，或许都对充分理解中印关系至关重要。

　　中国的印度研究重视政策咨询和热点研究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绵延险峻的喜马拉雅山没有阻隔中国学者长久以来对印度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顾问薛克翘告诉记者，中国对印度的学术兴趣始于对佛教的研究，拥有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分别在1920年代、1949年以后、改革开放后形成三次高潮。

　　“印度是中国最早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人开始涉足中印关系研究。”赵伯乐对记者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印度研究机构设置级别较高、层次较多。一些有影响的南亚研究的学术机构多集中在北京、上海、四川、云南等地。近年来，广东、甘肃、河南、贵州等省区也新建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此外，我国政府部门和军队系统，也有具体领域的印度或南亚研究团队。中国南亚学会、云南省南亚学会等则是民间研究团体的代表。

　　赵伯乐认为，当前中国的印度研究，宏观研究明显强于微观研究，注重涉及国家关系、国家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此类视角的学术著作有很多。

　　在看到中国的印度研究取得进展的同时，薛克翘也对当前印度研究“后继乏人”的状况表示忧虑。“十年前，印度对中国的了解，比不上中国对印度的了解。这些年，印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而中国的印度研究却显得浮于表面。”赵伯乐补充说，印度文化非常多元，当前中国缺少像谭中、季羡林那样，既有扎实的中国文化功底、又对印度文化了解极为深刻的学者。当前中国的印度研究，比较重视政策咨询和热点研究。曾经的研究强项，如印度历史、文化、宗教、民族等，如今成了很少有人愿坐的“冷板凳”，亟须重新加强。

　　中印合作前景广阔学术交流助力双边互信

　　中印合作前景广阔，令人憧憬和向往。受访中印学者希望加强学术交流合作，深化双方互动研究。

　　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教授谢钢认为，中印两国都期待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两国在经济领域有着重要合作机遇。双方需进一步增强互信，这需要两国学界共同努力，为中印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智力支持。赵伯乐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学术交流有助于增强双边互信。

　　贾海涛观察到，印度在基础教育层面开始加强汉语教育。近年来，印度各主要城市出现了很多私立汉语教学中心，吸引了大量热衷学习汉语的印度人，印度中等教育中央理事会还将汉语作为中学阶段的学习科目。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培养更加了解中国文化的中国研究学者。

　　采访中，中印两国学者都希望国家能够为学者跨国交流、参加学术会议提供更多便利条件。“签证制度放松了，就能有更多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谢钢说。两国学者还希望政府增加相关项目的奖学金，加强青年学生和学者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