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学界对海外汉学存在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研究，甚至将国内学界对海外汉学的研究称为“汉学主义”；一种是完全跟随西方汉学家研究，对其研究成果缺乏必要分析。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西平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他建议建立一种批评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这种研究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在开放的态度下与域外汉学界展开对话；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域外汉学的历史展开研究，对西方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本位主义给予学术的批判。同时，对当代的域外中国研究也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其研究之长，批评其研究之短，在平等的对话中推进中国学术的建设和研究。近日，张西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阐释了他对海外中国学的批判性思考。

　　实事求是对待西方汉学著述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海外汉学界的成果在我国学界日益受到重视。海外汉学虽然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但其来源于异质文化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反观中国问题的参照系，它往往给我们带来新奇感，甚至颠覆性认知。但同样也因为它的研究主体外在于中国，是不是决定了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会存在诸多纰漏？

　　张西平：实事求是说，西方汉学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过去我们对西方汉学比较陌生，研究不够，今后对西方汉学史的研究还应继续加强。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事实。西方汉学家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出现常识和知识错误是常见的，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应该本着学术精神予以指出。

　　这个问题在传教士汉学中表现比较突出，许多来华传教士并未受过专业汉学研究训练，即便经过若干年了解了一些中国情况后，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知半解，郭实腊搞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吉德把《三国演义》看成统计学的书，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十分常见。即便是像理雅各这样传教士中的汉学佼佼者，在知识上的错误也是很明显的。理雅各在翻译《诗经》时，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君子”翻译成“王子”，把“淑女”翻译成王妃或贵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