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孙妙凝）“当今世界，学术格局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国外学者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多以西方科学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西方研究《圣经》写本与刻本的经验来看待中国古代文献，并产生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怀疑态度。它有可供中国学者借鉴之处。但中西方学术之间存在的误解和分歧，也真实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在近日举行的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协办的“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上指出。

　　在本次论坛上，来自中美两国的文学、文献研究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这一主题进行了交流、对话，各自阐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目的。

　　文学史研究应建立在文献学的发现之上

　　在研讨会上，多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阐释了自己在研习中国文本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他们认为，中国上古和中古的文本传播和重塑的特征应当得到重新审视，对于作者、文本、时代的关系应进行一丝不苟地考察与辨认。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撰文指出，中国的文献学和考证学往往服务于文学史家，哪个文本是最好的文本？作者是谁？典出何处？何时所写？这些问题基于一个假设，一个文本写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自一位单一作家之手，有一个可以被重构的语境或背景，但这并非总是成立。事实上，文献学者和考证学者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来自文学史家的问题，而应该来自特定文本的性质。总的来说，文献学不应该服务于现有的文学史，一个新的文学史应该是建立在文献学的发现之上的。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指出，应当认识到抄本时代文本存在的特殊形态和人们实际的阅读范围和阅读行为。五世纪以来，书钞是中古人士重要的读书方式之一，在手抄本时代，阅读书钞比阅读全书便利得多，这是手抄本时代文学传播的一个重要形态。而文本的流动性则是手抄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同一中古文本特别是唐前文本，可以在不同资料来源里呈现不同形态和不同异文，并归属于不同作者。现代学者通过校勘以取得“尽善尽美”版本的愿望未必符合中古的写本流传现实。因此，认识到我们现有的中古文本的第一资料来源，会给文学史写作的思考框架和基本概念，带来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