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张君荣)“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是近年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遗憾的是,相比西方,中国学术界对这方面的介绍还比较薄弱,把它应用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成果更少。这和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德国学术界把文化记忆理论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反思并产生丰硕成果,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段话出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研究》第11辑“文化记忆”专题的编者按中。 2015年底,德国文化记忆研究学者阿斯曼夫妇来华,就文化记忆研究在北京等地进行巡讲。记者记录并整理了他们在中国佛学院的一场讲座,以飨读者。

　　扬·阿斯曼:什么是文化记忆?

　　什么是文化记忆?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俩个的研究历程。

　　1970年代末,在 “诗学与阐释学”这个德国著名文科研究领域的机构之下,我们夫妇俩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 “文学交流考古学”。当时设定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希望我们的研究相对于1970年代末的研究而言,能够更加强调历史、史学观。第二,面对当时盛行的欧洲中心论,我们希望引入来自中国、印度、埃及等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印度的古代文明保留至今。

　　“文学交流考古学”研究组初期召开了两次大会,主题是文字性与口头性,当时的文化研究,人们是将文字和记忆作为一组相对的概念提出,进而将书写文化、记忆文化进行区分。其中,书写文化一派主要通过文字和文本的方式探索研究,另外的记忆文化为研究主题的这一派,他们是研究记忆和口头传承。通过大会的讨论,我们发现,文字和记忆并不是矛盾体,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文字不是记忆的反面,而是记忆的一种媒介。然后,我们寻找包含口头和书面两个层次的概念,这就是文化记忆。

　　于是,研究就进入了包含文化和记忆两个概念的领域。

　　当时,学界对“文化”的研究普遍从共识的角度进行,认为文化是具有协调和组织功能的体系。我们则从历时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稳定性、再造性功能。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文化是如何代代相传、进而再造出来,即文化记忆在历时性、身份认同中起到的作用。

　　(提到身份认同,会想到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等重要角色,但不能和我们这里所说的身份认同相提并论。刚才提到的记忆在历时层面的功能,记忆在个体层面上也具有同样的功能。文化分为共时的、历时的。)

　　(1)记忆。记忆是我们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认知的最为重要的机能。我们找寻自我的原则是,我们就是我们能够回忆起来的那个样子。记忆帮助我们在时间中找到我们的地位,回溯到生前到事情、预期到死后的事情。随着记忆的崩塌,在时间中的自我感知、作为组织和责任主体的自我投像都会遗失。比如,阿斯海默症患者就是失去时间中的自我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