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开创了幸福理论的现代范畴和话语体系，建构了普通人的普遍幸福的理想模式。普遍幸福的外部要素是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内部要素是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和名誉，深层潜质是人的自足感。普遍幸福的实现机制是文明的商业社会、健康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的道德情操。正义是普遍幸福的始基，美德是普遍幸福的归宿。亚当·斯密的幸福理论折射出现代人的生活情境却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普通人的内涵及其特征

　　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彼特拉克提及的“凡人的幸福”。幸福的主体是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是哲学家、诗人、艺术家，也不是神职人员，更不是奥林匹斯山上无忧无虑的神灵，而是日常生活中事事亲为的平凡人，泛指具有人之基本特征的每一个有生命、有感知、思维正常的真实的个人，能够真实感受人间酸甜苦辣的现代商业社会的普通平民。

　　既然是商业社会中的普通人，人的个体特征难免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斯密认为，自爱和同情是人的自然情感，是天赋中的一些操守。比较而言，自爱根深于人的内心之中，同情心也从来不会丧失，但是人类天生具有的同情心“从来不会为了落在别人头上的痛苦而去设想那必然使当事人激动的激情程度”。每个人生来关注自己的安全，自保是人的本能。自爱和同情这两种本无善恶的自然本性在现代境遇中发生了疏离，甚至产生了人格分裂。造成善恶之端变化的原因，斯密认为是财产、虚荣和神的缺位。他认为财产是个体安身立命的保障，是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的“冷静的、沉着的”的愿望，在竞争自由的现代社会“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对财产的注重使得现代人过于关注自己。斯密指出，虚荣“大大地满足同伴们的自爱之心”，实际上已经演化成为“一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他认为虚荣甚至会侵蚀社会风尚。

　　普遍幸福的构成要素

　　生活情境的变迁，必然会影响到人的幸福感受。置身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现代人，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所处的全新环境，努力寻找今世能够力所能及的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意识到神带给人的“只能是不可靠的幸福的源泉”。在商业社会中，普通人所追寻的普遍幸福的内部要素是“个人的身体状况、财富、地位和名誉”。这些被认为是“此生舒适和幸福所依赖的主要对象”。斯密本人一生深受坏血症和脑袋颤抖症的困扰，他深知身体健康对于幸福感的意义。至于物质财富，他认为是提供肉体所需的必需品，对人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斯密认为，离开普通人对利益的关注，幸福将不可能普遍地为普通人所享有。

　　财富对人之生存无疑意义重大，但人的地位和荣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同自己相处的人们中自然地激发出来的信任、尊敬和好意”。在一个文明化的商业社会氛围中，地位和荣誉对人的行为是一种正向的约束。斯密承认财产和荣誉能促进人的幸福感，但他又看到“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财富的道路二者的方向有时截然相反”的现状，因此，斯密强调手段的正义和合理，认为正义是幸福感获得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