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论史学研究，尝以“新材料”、“新方法”为两大要津，若援此以律新世纪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则于新材料一端屡有突破：上古段的出土文献，中古段的碑志和敦煌、域外文献，以及近古段不断发掘出的乡邦文献以及日记、书札、稿本、报章等稀见文献，极大拓展了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至于新方法一端，则近年来关于“文本生成与传播之复杂性”的研究无疑可算一例。学界对于“文本”问题的看重已不言而喻。那种以静态视角阅读、分析文本的做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激活”文本，透过微观的文本研究揭示文本生成、传播过程中发生或可能发生的若干过程，将作为“结果”呈现的“扁平化”文本还原为一个由生成到传播的“立体化”过程，正成为“文本研究”努力探索的新方向。

　　如果将认识事物的过程分为描述、解释与评价三个阶段，古代的文学评点相对看重“评价”，通过对作品文学价值高下的甄别实现文学批评，可以说是以“经典化”为其基本指向。近代以来，文学研究的视域扩大至描述与解释层面，但仍主要侧重于对作品、作家艺术风格的宏观研究，由此形成的文学史叙事，表现为一系列“经典文本”的类型学分析及其风格讨论。如对《史记》的文学研究史，就存在冷热不均的内在差异：研究者大多关注由司马迁“原创”的秦汉人物传记，而相对忽略其依据《尚书》《左传》《国语》等早期文献译写、删改、缀合而成的“衍生型文本”。传统的文学批评认为，后者只是对既有史料的“钞撮”，不具有文学研究的价值。此外，自三家注以来，《史记》中的各种疏漏，如前后重复、矛盾、逻辑未周、史事误置等始终为史学家所关注，相关订误形成了《史记》史料批判甚至辨伪的重要传统，但这些文本现象几乎从未被纳入文学研究的范畴。文学研究者或是出于“为贤者讳”，认为那些疏漏与司马迁伟大的文学成就相比不值一提，或是将其一律视为文本在后世传抄过程中发生的讹误，后者基于一种美好的假设：经典作家是不会犯错的。

　　而这种研究取向并非仅仅反映在《史记》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很少真正思考过《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新序》《说苑》《齐民要术》以及类书等“衍生型文本”的“文学性”问题，也很少认真从“文学性”的角度去发现和理解《汉书》《春秋繁露》《毛诗正义》《西游记》这些来源驳杂的“衍生型文本”中出现的失序现象。我们的研究常常呈现出这样一种既定思路——文学研究只关注那些具有“原创性”的“经典文本”，那些“钞撮”既有文本而成的“衍生型文本”，尤其是在此过程中由于编钞者的疏漏或其他限制而形成的“失控的文本”，长期被排除在文学研究的视域之外。

　　这种研究思路一方面源于对“文学性”认识的偏狭，另一方面则是对文本生成过程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的体现。事实上，文本的文学性首先体现为完整、自足的书写体系的构建，因此，审核文本是否具有这种完足性，应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基础问题。而对于“衍生型文本”而言，编钞者通过袭用、檃栝、改笔、补笔、缀合、留白、调序、译写、注释等多种方式，援据一种或多种既有文本生成新的文本，如此多样化的编钞方式正是文本“文学性”得以形成的基础，自应成为文学研究努力发掘的方向。此外，在写钞本时代，无论是作者、编钞者还是写手，他们在文本生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尝试“控制文本”，但事实上，由于个人的疏漏或文本形态自身的限制，他们的“控制”往往难以周全，这就形成若干“失控的文本”，其中有些技术性失误可以用校勘学方法予以订正，有些则是作者、编钞者在构建文本完足性时发生的疏漏。文本虽然“失控”，但通过对其“失控”原因的分析，却能引导我们体会作者、编钞者“控制文本”的独特用心，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