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需要的，是以开放而健全的圆融心智，在“诗”与“思”的诚恳而又睿智的平衡当中，以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文化本质，以深度加入外部世界秩序的方式来回归自身的文化存在，在心智的回环、弯度和曲折当中，或许是诗歌自身的文化存在“形式”和文化实体性诞生的地方。

　　诗歌和哲学是人类心智的两个极端，都是特别容易被误读为某种绝对性和自足性的东西，但这可能恰恰是因为，在它们看似完全对立的心智运作方式背后，都有一个看起来大而无当，因而容易被无视的目标：理解和肯定世界的整全性。或许正因为此，它们需要存在于与这个世界若即若离的某个极点之上。

　　因此，当人们说古希腊人生活在《荷马史诗》的世界里时，并不算是一种太过夸张的说法；而施特劳斯就是从柏拉图对话的戏剧性结构和情节——而不是从其概念化表述和哲学主题当中，来解读伟大哲人的“隐微教诲”。当人们能够突破自以为是的“现代”视野，看到古典诗人和哲人心智宇宙的全景时，就会发现它们原本是那样接近。连卡西尔这样的“现代”哲学家，都在这种心智关系的基础上来研究18世纪文化；在尼采和那些富有雄心的现代主义诗人那里，或许还可以看到这种心智的遗迹，但已经被当作现代“哲学”或“诗歌”各自眼中的附属物和多余的外部因素来看待。

　　人类文明史上的“诗”“思”之争

　　在古典作家们的整全视野当中，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生活世界中的现实的文化存在来考量。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既不被封闭在深山谷壑当中，也不会随着流行的时尚文化随风起舞，从而消解自己的文化重量。“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周易·系辞上》）在理解和塑造这个世界的整体性时，古代圣哲们唯恐自己的主旨因不恰当表述而被误读和误用。因此，他们不得不思虑自己的作品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既动用自己的全部心智，也出自于一种恢弘和整全的心智构成，将伟大的心灵力量在两个极点之间往返周旋、反复平衡。这当然并不是一种老练狡黠的生存技巧，从根本上仍然源自于对这个世界的深沉的挚爱以及整全性把握的深层愿望。能对这个世界出乎其外、入乎其内的，“诗”与“思”在这里是最接近神性的力量。而从事“诗”与“思”劳作的心智本身，也才得以从对存在领域全体的全面占有和全方位劳作当中，获得自我满足。

　　因此之故，伟大的诗人和哲人都不以否定这个世界为能事，而是从根本上严肃地肯定这个世界。这种肯定，是在看透人类生存的严酷性和局限性之后，抛弃一些非本质的东西，最终让人类所面对的生存世界稍许减缓它的残酷性。以哲人的眼光来挑剔这个世界的毛病，否定它，是一件太过容易的事情，用理念的利器拆毁那并不完美的历史的宫殿，一定势如破竹，但人类从此就得从文化存在的意义上重返原始洪荒年代。因此，伟大诗人的思想格局，不只是存在于诗歌的语言内部，而同样也在诗歌的肌体之外氤氲盘旋：打破生活世界的物化硬壳和人为障碍，在不知不觉当中，将这个世界编织进诗性的文化经纬当中，整理和肯定这个世界的整全性。因此，近代经学大师廖平才将《诗经》界定为“经学之总归，六经之管辖”，邦国的根基。而伟大的哲人同样在理念的金字塔塔尖上，为这个世界牵肠挂肚。如果放弃世界的整全性理解诉求，那只会被一个破碎的世界和思想文化的碎片遮蔽自己的眼光。

　　西方传统当中的“诗与哲学之争”，很大程度上都源于诗歌与哲学本身的一种深刻的文化责任。从诗歌与哲学的立场看来，世界上存在一个价值序列或者价值秩序。“诗”和“思”的职责是维护和保存这个序列或秩序，但它们都不想也不可能以通过自身成为一个价值层级的方式来做这一切——因为这违背其诉诸整全性的劳作本性。因此，诗和哲学之间的争执，从更深层动因上讲，是一种自我排斥和“自我退出”机制，而成为事实上的对于对方的护持和召唤：“诗”“思”之争，恰恰是要使召唤对方的存在成为存在，以便在生活世界的内部，为人类操劳。当然，诗和哲学最终谁也没有驳倒谁，而成为应和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内在张力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的范型——它们分别对应着以价值皈依抑或按自然理性而来的生活方式，这其中撑起的是西方文明的宏大格局。

　　为当代诗歌注入“文化心智”

　　“诗”“思”并举，才是文化和文明格局。在“诗”与“思”之间覆盖的心灵地带，是人类心智当中最为高贵的那一部分，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原型。一种经不起心灵的光芒照耀的文化，必然是塑料般的工业产品；一种没有注入心智的金液的文化，必定是浅薄的机械复制。它们或许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文化生活”，但只是一种消解文化的价值纵深和文明的价值秩序的过程本身。对之进行的简单迎合或拒斥，都有可能不得要领、用力不当。今天的诗歌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其自身存在的一种轻飘飘的文化失重的感觉，这也包括某种意义上不乏优秀的诗人们精心编织的或精细或锐利的那些语言织体，因为找不到楔入这个越来越“审美化”的日常生活的恰当方式，从而也只能在这个“美丽”的文化世界当中，处于一种失去平衡的滑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