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资讯 >> 本网原创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两个维度
2017年10月16日 09: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月文 字号

内容摘要:已故德国哲学家汉斯-彼得·克鲁格(Hans-Peter Krüger)认为,哈贝马斯是西欧和北美众所周知的少数几位仍在哲学社会理论领域中对基本的理论综合做大胆尝试的哲学家之一。普遍语用学:交往行为分析的起点哈贝马斯认为,对社会行动的分析应该以交往行动作为分析的起点,而交往行动的核心在于交往媒介的确定。哈贝马斯强调,要保证以达成“无强迫的共识”为目的的沟通行动的顺利进行,除了要求沟通者具有沟通资质(能力),还须提供一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的沟通平台,也就是一个彻底真诚的“理想交往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

关键词:交往;情境;沟通;语言;行动;哲学家;批判;重庆出版社;尤尔根·哈贝马斯;话语

作者简介: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之一,在西方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已故德国哲学家汉斯-彼得·克鲁格(Hans-Peter Krüger)认为,哈贝马斯是西欧和北美众所周知的少数几位仍在哲学社会理论领域中对基本的理论综合做大胆尝试的哲学家之一。

  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在西方学术界引起极大震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龚群曾表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当代西方哲学及社会科学具有典范转换的重大意义。(《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该理论旨在建立一个普遍性的“规范基础”(normative foundation)或标准来描述、分析、批判、评价现代社会的结构,其主要是从普遍语用学和理想交往情境两个维度展开。普遍语用学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理想交往情境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平台保障。

  普遍语用学:交往行为分析的起点

  哈贝马斯认为,对社会行动的分析应该以交往行动作为分析的起点,而交往行动的核心在于交往媒介的确定。基于这一认知,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为理论中吸收了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约翰·塞尔(John Rogers Searle)等现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大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普遍语用学理论。

  普遍语用学是交往行为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是后者理论体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所谓普遍语用学,就是“确立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批判条件”或“交往行动的一般前提假设”、“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哈贝马斯对当代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使他意识到了语言符号及其体系在理解人的精神生活、人的社会行动以及人的思想关系等方面的重大意义及其作用。“使我们人类超出自然之外的只有一件东西:语言。我们最初的语句毫无疑问地表达了那种普遍的、非强迫性的交感意向。”(《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在哈贝马斯看来,研究语言符号体系的形成、使用及其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学本身的范围,成为研究人的一切活动的基础理论。普遍语用学对于交往行为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一种在利益背景的中心部分,把语言理解视为行动、合作机制的交往理论而言,分析哲学及其核心部分,即关于意义的理论,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有指望的出发点。”(《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在哈贝马斯看来,一种话语可以被视为一种承诺、断言、请求或者提问。说话者可以对听者(反之亦然)产生以言行事的效果,典型的言语行动的义务依赖于可认知的、可检验的有效性主张。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基于言语的传导和承诺才得以有效交流和运转的交往共同体。而普遍语用学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言语行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交往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形式条件是什么。

  言语,在人的层面上是一种独特的、具有穿透力的生活媒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遍语用学为交往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框架。普遍语用学通过将言语的规范基础重构为一种“普遍和必然”的有效性主张体系,为“生活世界”场域下人们之间的无障碍交流提供了畅行无阻的理论保障。如果抽掉“普遍语用学”这一重要的基础维度,交往行为理论的有效性将瞬间崩塌。

  理想交往情境:彻底真诚的沟通平台

  “人只有在懂得运用语言与人沟通的情况下,才醒悟自己是一个人,进而也才会醒悟有其他人的社会的存在。”(《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言语的使用固然是构成人的一个重要的本质,但在生活世界的有效交往中,仅有言语沟通能力是不够的。哈贝马斯强调,要保证以达成“无强迫的共识”为目的的沟通行动的顺利进行,除了要求沟通者具有沟通资质(能力),还须提供一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的沟通平台,也就是一个彻底真诚的“理想交往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

  哈贝马斯虽然认同“工具理性”思想对人的控制的观点,但他依然对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间矛盾的解决抱有希望,而希望的根源正是“理想交往情境”这一交往行为理论中最为理性的状态。“只有当沟通行动的参与者具有同等的说话机会,进行陈述、解释、论证、追问和反驳,以使所有沟通参与者的观点都是可以批判和检验的,才可能形成合理的共识。”(《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在理想交往情境里,当人们相互沟通时,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并有权对别人的意见提出批评、质疑和反对;任何与问题相关的证据都应该受到重视,当产生对有效性要求的疑问时,任何方式的批评和论证都不应受到压制。

  理想交往情境是沟通得以有效进行的外在条件,可以被视为一些潜藏在言语行为里的价值上的理想状态。哈贝马斯的理想交往情境是一种脱离了经验、不受行为制约的交往形式,旨在保障每一个话语主体都享有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利。他所认为的理想交往情境既不是一种经验现象,也不完全是一种虚构,是话语中相互之间不可避免要采取的假定前提。如果抽掉了“理想交往情境”这一重要维度,交往行为理论将难以顺利展开。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分享到: 0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