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资源，各学科教材都把它纳入到知识体系中。以教育学教材为例，如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教育学教材融会贯通，一直是编写出版研究的重点之一。

　　古为今用

　　“古为今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教育现代化的回应。当文化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分界后，人们比较关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传统文化对教育现代化而言是宝贵财富还是沉重包袱，另一个问题是哪些传统文化可以被继承和发扬。但如今在整体上，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已经达成了共识：传统教育文化有精华有糟粕，应分类区别对待。

　　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学教材确定了论述传统教育文化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使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优秀遗产经过现代化的审视、筛选、改造、充实，焕发出新的生机，另一方面要花费相当大的气力，致力于清除、排除中国传统教育中束缚和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历史糟粕。

　　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育学》第七版为例，论述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内容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尤其重视思孟学派的思想。此版《教育学》引用传统文化典籍的注释有43个，其中23个引自《论语》、6个引自《孟子》，占比达67%。除《论语》和《孟子》，注释中提到的传统文化典籍还有《荀子》《墨子》《学记》《大学》《中庸》《学规类编》等。

　　第二，形式以融会贯通为主，编排没有设立独立的篇章。教育学原理类的教材论述传统教育的历史有独立成章或独立成篇的编排，也有融合一起的编排。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教材一般采取融会贯通的方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教材本身的科学知识体系中，使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教育理念融为一体。

　　第三，主旨强调教育能力的培养。我国传统教育文化资源内容广泛，流传下来的教育论述非常丰富。教材引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侧重于传统教育活动中行之有效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比如教学原则、德育原则、美育原则，并没有纠缠于传统教育文化义理阐释上。

　　传统文化包括精华与糟粕两部分，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不花力气批判传统文化的糟粕，那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也不能完全实现。对于那些阻碍教育现代化的糟粕，教育学教材主要批判了三个方面。

　　第一，批判传统教育对“读书做官”的推崇。科举制最初注重选拔与录用贤能之士，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科举制将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制度化、功利化了，以致背离社会发展，“读书做官”的教育目的必须从现代教育中剔除。

　　第二，批判传统教育对宗法等级制度的维护和对个人独立人格的压制。传统教育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代董仲舒甚至把它“发展”为所谓受制于天的“王道三纲”。这些都是传统宗法社会的等级观念，与现代社会观念背道而驰，必须抛弃。

　　第三，批判环境决定论。环境决定论者认为环境单独决定人的发展。把人看成环境的消极、被动的产物。例如，墨子认为，人的发展犹如白布放进染缸，“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编，其色亦变”。现代教育倡导认识人的活动，主张发挥人在活动中的能动性，所以必须打破环境决定论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