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投行的规则设计上，要让其他国家既看到希望，又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把握掌控力，不是说一直由中国来掌控，其他国家也有希望，可以看到未来的成长性，留有不确定性。

　　亚投行除了发挥基础设施贷款职能外，还应该开展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论坛或对话协商平台。

　　亚投行成功开局，57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为亚投行的未来发展和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创始成员国对亚投行有很大期待，而未加入国家则在冷眼旁观。亚投行本身要取得成功，并帮助中国提升国际金融主导权和领导力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挑战也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了一次以“亚投行”为议题的闭门研讨会，试图给中国政府的亚投行筹备工作提供一些专业、系统和独立的政策建议。

　　亚投行需要研究的三大类问题

　　通过收集国内外对亚投行相对较负面的意见，并参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美洲和欧洲等地区开发银行的情况，潘英丽提出当前关于亚投行需要研究的三大类问题。

　　第一类是亚投行的治理结构问题。这包括以后的决策机制、投票、理事会、要不要一票否决等。也将讨论到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第二类主要涉及到亚投行未来运作会面临的障碍或风险。大概可归纳为三种风险：第一种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时间跨度长，项目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第二种涉及到借款国家的 “国家风险”问题。这些国家很可能治理能力较弱，这可能会超出中国的想象力。因为中国政府是一个强势政府，而且能量相对较大；相比较，这些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其之所以薄弱，就是因为政府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作为。另外，国家风险还涉及到它们的一些政策风险，包括政府的更替、党派、宗教等这些方面。第三种风险涉及到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包括大国之间在这些地区包括一些主导地位的争夺等。

　　第三类是亚投行的国际金融地位以及中国跟美国、日本等一些大国的关系问题。在亚洲原来是美国主导，日本配合。亚投行起来后，肯定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跟日本、美国的关系怎么处？另外还涉及到亚投行跟现有的国际性金融组织，特别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未来怎么合作？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