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是《春秋》的作者？

　　柯马丁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学习汉语，之后在科隆大学取得汉学博士学位，后长期任教于美国。

　　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战国晚期时，包括孟子、韩非子、荀子在内的时人，基本上都同意《春秋》是孔子作的。10月30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系系主任柯马丁（Martin Kern）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讲座上完全否定了这种观点，他通过对战国到西汉传统典籍和出土文献的文本细读和重新诠释，建构了一条孔子由“经典解释者”到“经典作者”的脉络，而其中的一个关键是司马迁。

　　《春秋》是孔子作的？

　　存疑

　　柯马丁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最多有两种提到了“孔子作《春秋》”，一个是《孟子》，一个是《公羊传》。说最多两种，是因为很难判断文本里的某一段话确实是战国时代的，尤其是《孟子》。《孟子·滕公下》中讲《春秋》是当时的作品，引用孔子的话“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孟子》中有两个问题没有提及，一个是“孔子作《春秋》”没有具体缘由或任何历史事件细节，不是跟某一个具体的事情联系起来，第二也没有谈孔子任何的个人经验。

　　柯马丁指出：“这两个《孟子》没有谈及的‘疑点’，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得到完美补充。”《史记·孔子世家》解释了“孔子作《春秋》”的背景和缘由——“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因为孔子之道不行于世，所以他根据鲁国国史作《春秋》，又言其读者是“后有王者”。并且，孔子的个人经验也加入进来，他两次自述是为后世而作《春秋》，表达“自现”的欲求，而且要达到别人能“知我”的目的。这些文本是孔子在生命最后时刻说的这些话，“好像是他的遗嘱，而且以《春秋》来代替他失败的生活。”

　　另外一个战国文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中对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述是“君子曷为为《春秋》”，一般认为这个君子就是孔子。但是柯马丁认为首先认定君子是孔子的证据来源于《史记》、《淮南子》、《说苑》等汉代文献，但是证明这些汉代文献的又是《公羊传》，这是一种循环论证。另外，《左传》、《公羊传》中同时出现“君子曰”、“孔子曰”（或“仲尼曰”），显然作者认为两者是有区别的，不认为君子就是指孔子。

　　而传统以《韩非子·内储说》为孔子作《春秋》的证据，在柯马丁那里，恰恰是反例：《韩非子》不是说孔子作《春秋》，而是解释《春秋》；不是在谈孔子自己的《春秋》，而是当时的实录。所以柯马丁认为，战国仅有的两种写明“孔子作《春秋》”文献是存在疑问的，不能作为支持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