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消失中的“人口红利”

　　——任远教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

　　□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要求人口政策的变化，而是需要根据人口格局的客观变动谋划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人口变动和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转型需要实现内在契合

　　□传统的“人口红利”正在减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对未来国家发展带来决定性的不利影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红利”，可能孕育出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模式，并可能有着更大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人口变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很强的内生关系，人口构成国家发展的核心资源，也构成发展的基础环境，同时人口的就业、福利进步也是发展的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决定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空间变动，并以此影响人口动态。合理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发展战略需要适应人口的基本国情，将人口总量和结构转化成为发展的动力，实现人口动态和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的内在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成就，是基于人口变动格局和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而我国未来将面临人口格局的巨大转变，迫切要求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活模式重新进行调整，要求人口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相关政策体系的整体改革。

　　“十三五”是人口格局深刻转折期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人口发展的状况和动态，可以看到“十三五”期间是我国人口变动态势处于深刻转折的时期，从1970年代以来支撑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人口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197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基本格局是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比重的快速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劳动力，社会抚养水平持续下降增强了储蓄投资的能力，相对缓慢的老龄化水平促进了经济积累，而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推动完成人口转变，构造出一种人口红利的效应，伴随着沿海工业化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激活了劳动力资源和城镇化发展。

　　但是，“十三五”和“十四五”这十年间，整个中国人口格局将处于大转折的时期。这个大转折的标志就是：第一，人口总量性转折，中国人口总量将逐步到顶实现零增长，然后开始长期的负增长。第二，人口结构性转折，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和总量开始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前农业生产率水平下将很快吸纳干净，低成本劳动力将无法继续，劳动力的成本已经开始上升，刘易斯拐点将全面出现。第三，人口城乡结构转折，未来的十年特别是2015—2020年的“十三五”期间是城镇化继续深化的时期，城镇化将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非农化阶段过渡到迁移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阶段，也就是中国需要完成从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结构的转变。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城乡平衡、区域平衡和社会内部整合问题压力更大。第四，人口老龄结构深化，“十三五”期间老龄化程度将快速“起飞式”提高，使得原来适应大量劳动力人口的“生产型经济体系”需要过渡到更加适应老龄社会的“生产—消费混合型经济社会体系”。第五，人口转变的转折，也就是以降低生育率和降低死亡率为主要特点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国家发展过渡到如何应对长期低生育率、长期低死亡率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人口格局的转折性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城市管理和区域发展都带来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