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全球处于不确定时期，特朗普的当选凸显了西方话语体系的危机。这些危机表现为社会共识难以达成、政治权威受到普遍质疑、西方核心价值受到挑战、政治话语的粗俗化以及西方对外话语优势的弱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升话语权的基础性优势也进一步显现出来。我们要抓住机遇，将优势转化为现实存在，进一步加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研究和传播，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的开放水平，突出“一带一路”建设的理论研究，推动“孔子学院”的功能改造。

　　西方经济危机引发话语体系危机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爆发后，西方国家遭遇到更为全面的挑战。经济危机蔓延深化，扩散到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占领华尔街”运动、民粹主义高涨、极右派政党影响力提升、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重大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不断挑战着西方社会已经稳定了上百年的体制、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利益格局，这些都印证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的判断：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　　

　　就话语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利用启蒙时代提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构建了一套系统的，与其社会现实、政治体制、国际地位等相辅相成的理论框架、论证逻辑、表达方式，从而在与非西方社会的交往中占据了话语优势，掌握了表达的霸权。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当社会现实发生重大变化，其“虚假性”就会充分暴露出来。美国和西欧正经历着这场话语体系危机。　　

　　这场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社会共识难以达成。围绕贫富差距、自由贸易、难民问题、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争论激烈，难以调和。在有的问题上，对于问题的程度判断不一；在有的问题上，对于问题的根源分歧严重；在有的问题上，对于解决之道各说各话。由此出现了所谓的“后真相”、“另一种事实”的说法，凸显了不同群体对于客观事实认定的差异。种族、宗教、党派等因素掺杂其中，加剧了认识的分化。这种共识难题在美国的极端表现是福山所说的“否决体制”的出现，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重要政策法案通过过程中，相互拆台，使决策无法通过；在欧洲则是稳定的政治光谱的极化，极右政治力量影响力的快速提升。　　

　　第二，政治权威受到普遍质疑。质疑政治权威是西方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并且政治权威的信任度一直呈下滑的趋势。尽管如此，每次大选的结果还是能够被普遍接受的，确保了政治权威的有效存在。近年来，西方各国选举制度、选举策略、选举结果经常受到竞选各方的质疑，当选者虽然赢得了法定数量的选票，但并不能得到各方的普遍接受，反而会引起纷争，甚至加重社会分歧。特朗普就是极端典型，其当选后，引发了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忧虑，迫使一些大学对学生采取心理干预。其言论和政策选择遭到了学术界、媒体界、女性、少数族裔、穆斯林等各个群体的反对，造成了官方舆论与社会舆论、学术话语之间的尖锐对立。　　

　　第三，核心价值受到挑战。西方国家一直自诩为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的捍卫者，对内以“政治正确”原则将其神圣化，对外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将其“普世化”，从而占据“道德高地”。然而，面对失业、难民，种族、宗教等问题，国内社会公众需要切实有效的措施，而不是道德宣誓，国际社会期待西方国家做出政策表率，而不是推卸责任。但是，出于现实考虑，西方各国政府以及政治家的言论和实际反应不仅背离了长期宣传和教育的价值理念，甚至打破了价值底线。　　

　　第四，政治话语粗俗化。特朗普当选后，法国哲学家伯纳德—亨利·列维评论说，在整个西方，新一波政治家现在似乎正在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但这不是共产主义国际，而是粗俗与庸俗国际”。近年来，一些成功的商人在西方国家参政并在大选中获胜，他们说话直截了当，毫无顾忌，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随意发表情绪化评论，一改传统政治家的形象。在竞选过程中，相互攻击、揭短、抹黑，低级手段无所不用。教科书里的文明的政治生活，被现实彻底颠覆。特朗普当选后，许多中产阶级的家长都觉得无法向自己的孩子解释发生的一切。　　

　　第五，对外话语优势弱化。对外话语优势与承担国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紧密相关。西方各国普遍遇到了国内治理危机，被迫进行政策重心的调整，对外政策趋于保守，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一方面尽量从已经卷入的国际事务中脱身，推卸掉已经承担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新的全球性问题，采取关门主义，设法回避。在民粹主义的冲击和压力下，国内涉及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的政策的包容性在弱化。这些政策选择虽然突出了本国优先，但有悖于国际舆论的期待，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并且扩大了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认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