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作为一种主体互动性观念是国家间交往和制度化的重要因素，但是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是有条件性的。良好的相互认同是建立有效国际制度的基础，而在高级制度化过程中，国际制度的建立又为认同的建立、发展和传播提供平台。在一定条件下，制度和认同能够形成良性互动，推动国家间关系向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欧美间制度化和认同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欧美双方在高度社会化交往的基础上，建立了紧密的“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形成了稳定的互助关系。

　　一、对认同因素的分析

　　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交往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国家对某些要素的理解和交流，并在一定情况下达成共识。这种共识包含正向和负向两个方面，正向的认同能够推动国家间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则阻碍国家间关系的进步。从一个社会建构的视角来看，互动、交流和社会化是新的“主体间知识”（intersubjectiveknowledge）、规范原则、社会程序形成的核心影响因素。[1]

　　在国际社会中，认同包含丰富的内容，例如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意识形态、法律体系、文化、宗教信仰、历史传统以及语言等。[2]认同是一种互主性观念，它来源于国家的基本特征，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国家对某些价值规范的认可，这里强调的是单个国家静态的规范认知结果。具体而言，国家将一系列含义和规则作为目标，遵循并内化这些原则。社会认同给予国家行为以目的性和正当性的保障，使其自身以及其他行为体了解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3]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价值规范的选择，能够表达国家的特殊利益和偏好，使得国家成为某个集团的成员。第二个含义则指国家间相互认知的动态过程。认同意味着互动，它不仅是一个特定的行动方式，而且是一个对其他行为体以及其特性的一个反应性和内化性的试探行为。认同涉及到国家之间的相互认知，涉及到国家的身份和形象问题，从一个主体的角度看，这既包含对自身的认识和归类，也包含对他者的认知。从客体的角度来看，则是他者对自己的认知。因此，认同塑造构成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超越。交往中的国家对某些问题和关键因素产生相同或类似的看法。从一个社会学的视角看，国家倾向于将自己归于某一类属，以此来界定自己的行为身份和类属。[4]

　　对于国家而言，相互识别彼此间的身份、行为、动机等等，这种识别的交流构成了一个社会性互动过程，形成一个社会认同的结果。可以说，国家自身就是一个集团的代表，但是国家的认同和价值观念并不是固定的，在同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会发生重新归类（recategorization），重新比较（recomparison），重新认同（reidentification）。[5]

　　在交往过程中，国家可以保留自己的差异感和独特感，与此同时，同其他国家和国际制度交织在一起，分享共同身份中的核心要素，成为某个集团的成员。因此，国家的认同和身份是多层的，这也决定国家在多个领域中接受的制度化程度也不同。例如，在市场经济方面，某一国家将自身定义为一个全球竞争者，认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原则。而在安全政治领域，某些国家将自身定格为安全共同体的成员，共建和分享共同体的安全体系，例如欧美安全共同体。

　　从认同的构建渠道来看，国际社会存在两种造就国家间认同的机制。第一，国家间认同可能来自于国内认知的“溢出”。例如，民主观念的溢出推动一个认同建构的过程。尽管民主国家也常常从理性的角度估算国家间交往的后果，但倾向于在解决国际争端时借鉴民主规范和决策规则，如透明性规范、协商和妥协，这首先在于民主国家内部对这类规范和规则的认可，并确信对方国家同样遵循这些原则规范。而这些共享规则的经验有利于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的扩展，更有利于集体规范的创立。[6]而且，民主规范具有扩散性，通过国际交流扩展到其他国家，这很清楚地表现在欧美国家通过北约和欧盟向中东欧国家传播民主规范的过程。

　　第二，认同也可能通过执行具体任务的专家合作实践中演变出来，专门知识的概念促进了承认国家边界的交往与协作。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来自美欧政府的专家、官员组成的智囊团，形成所谓的“知识界”（epistemiccommunities），协作确定欧美之间的安全问题和纰漏，制定相关规范，指导欧美各国的安全政策。[7]

　　而这种在安全领域的长期合作以及专家间联系的密切合作和专业化，促进政府间对彼此的理解，并推动欧美间正向认同的发展。交往、认同和问题认知相互促进，导致国家间联系的加强，使得规范原则更加具体有说服力、更加相互叠合。[8]

　　二、认同与制度化的关系分析

　　制度化是一个行为体进入到一个共同体，并服从于这一共同体规范和规则的过程，其结果是行为体对新的规范和规则的长期服从甚至内化。制度化是一个过程，一方面涉及物质化层面的社会化，另一方面涉及信仰和观念方面的社会化。在低级制度化中，国家间社会化交往程度较低，国家对制度的遵守更大程度上来自国家在物质层面的理性分析而很少涉及到国家的认同。但在高级制度化阶段，则伴随着国家对制度内含的信仰和观念的吸收和学习，对国家认同起到重新塑造的影响。

　　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与认同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构成一个动态和关系性的过程，伴随着一个国家认同和制度化方向进行定位和修正的过程。[9]国际政治中制度化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国家间认同的塑造，而制度是认同的实体性表现。当然，制度化带来的并非完全是积极的国家认同。在制度化进程中，国家间交往越密集，对彼此认知也就越多，其中既包含积极认同，也包含一些对彼此差异的认识。对于前者而言，积极认同能够推动国家间的正向交往。对于后者，则需要国家政府的合适处理：如果国家忽略差异，就会推动认同向正面的方向发展，否则就会导致冲突。因此，认同在制度化中是一个有条件性的因素。而国际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国家间的认同差异，例如主导国可以利用自身掌握的物质优势来调控其他国家的政策走向，而且国际制度自身包含的规范也能够发挥作用，调节国家间的矛盾和差异，促进信任与合作。简言之，如果国家交往的时间越长，而且积极成分越多、认同条件越好，制度起点则会越高，其发展也更加顺利。

　　首先，从制度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认同始终存在。国家认同存在一个广泛的基础，其程度有赖于利益、文化、联系水平与价值观念等因素的结合。这些因素先存并独立于国家间交往和制度化的进程。其中，国家对安全、权力、国家利益、战略文化等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10]这里既包含国家对自我的认知，也包含对他者的认知。如果国家能够在某些共有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积极的相互认知，这会推动国家间制度化的顺利发展。

　　不管国家创造制度的主导因素是什么，例如权力主导、利益主导、知识与道德主导，如果参与制度化的国家能够就制度化问题达成共识，例如对安全问题，对权力的认识等等，国家行为才会更加趋同，彼此之间才能更加相互信任，国际制度的创建和维持才更加顺利。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共识是最稳固和持久的。随欧洲一体化加强而来的欧洲新秩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认同使得制度具有规范的和意识形态的涵义，它能显示出国家之间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认知与联系程度。[11]因此，制度化的动力之一是对国家对自我和他者身份构建愿望的实现。

　　第二，在制度化进程中，国家的认同也受到塑造，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对主导规范、权力、安全、国家利益及其追逐方式等理念的变化。国际制度本身包含一系列参与国共同认可的原则和规范，用以指导和现实国家间的交往行为。[12]针对相关问题设立的国际制度，为跨越国界的参与创造机会。在制度平台之上，国家政府长期而频繁地参与问题的探讨，提高相互之间的熟悉程度，建构相互间的信任，这进一步鼓励了国家间的交流和融合。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更容易达成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密集的社会化交往，进而创造共享经验和共同认知。长期的社会化交往，能够培养国家和平共处的习惯、友谊、团体忠诚和有关他者的认知程度，从而形成一种相互信任和正向认同的曲线。[13]

　　从一个认同形成的动力看，国际制度对国家间认同的塑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源自国家理性分析，另一方面源自国家对信念与适当性追求。[14]

　　前者主要发生在工具性制度化过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强制，国际制度的领导国利用自身的权力或者物质优势，强迫其他国家接受某些规范原则，并改变国家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制度化初期，国家间认同非常罕见。但客观而言，国际制度建立之后，国家在此基础上的密集交往，能够推动国家间对彼此的认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进认同建构。[15]

　　然而，这种被动的认同塑造的过程较为曲折，状态也不稳定，容易受到物质性条件变化的影响，而且负面认同产生的几率较大，对国家间交往和制度化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阻碍。例如主导国权力优势的丧失，物质援助的减少或不足都会引发制度和认同体系的崩溃。例如二战后苏联对中东欧国家的强制策略，造成一个不稳定的制度化与认同塑造过程，其原因之一就是中东欧国家与苏联缺少内在的凝聚力。

　　第二种方式主要发生在建构性制度化过程中，国家参与制度化以及接受制度规范的动力在于规范原则的合法性和适当性，与此同时，国家将规范原则融入到它们自身的身份概念中，形成新的认同。这种认同比较稳定，有助于制度的持续性回报的积累，并对环境变化产生一定的抵抗。认同是安全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一种集体认同的形成能够缓解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同规范一样，集体认同能够建构并且重新定义国家利益，推动国家利益超越权力政治的逻辑。[16]在这种方式下，参与制度化的国家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促进正向认同的塑造，其结果更加稳定，使得制度化与认同更容易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

　　三、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建构：一个正向互动关系的案例

　　利用上述有关认同和制度化关系的理论，可以清晰地解释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建立过程。二战之后，在内外两重威胁的压力下，欧美双方在安全领域开始制度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欧美间国家认同起到重要的作用，为各国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保障，使得欧美制度化从一个相对良好的基础出发。而制度化也推动欧美国家间认同的发展，推动双方在安全、权力、利益、共同规范等方面建构起共同认知。[17]

　　最终，欧美双方在认同基础上以制度化为主导形式，建立起一个密切的安全共同体，并且至今相对稳定。冷战结束之后，西欧和美国利用北约等制度体系，把中东欧国家纳入到西方安全制度化的进程中，对东欧国家的身份进行改造，并逐渐建立了后者对西方社会的认同。

　　多伊奇把安全共同体的创建看作是一种认同建构的实践，将其界定为“某种程度上普遍化的共同认同或忠诚”。在安全共同体的创建中，“参与者主要价值目标的和谐或一致是国家对共同体规范内化和认同建构的结果”。[18]

　　从现实来看，欧美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包含制度建设和认同塑造的过程：其成员具有共同属性，表现出相互反应性、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而制度则是对它们的物质性总结。[19]就制度建设方面，北约等国际制度是欧美安全共同体的表现和保障，发挥作用的是法律性的规定、条约，约束或者保护国家行为，例如对权力使用的约束和对国家民主行为的保护。这些制度性保障增进了欧美各国对彼此的信任，并推动正向认同的进一步发展。

　　从二战后欧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欧美间的制度建设和认同塑造一直处于一个积极的动态过程。就认同方面，欧美对彼此间的认知为制度化提供良好的基础，并推动制度化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欧美国家长期的民主传统以及对彼此间的认知，推动了欧美制度的建设，将欧美间关系引导入一个正向的制度建构和认同塑造的过程。认同的塑造和制度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制度化参与国对安全、权力的认知发生改变，缓解了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在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的制度化进程中，欧美双方通过官方会晤、民间交流来建立和推动对安全共同体的认识。就国家安全方面，从单纯的追求国家的自身安全，转化为打造“共同安全”。在国家权力方面，制度对权力的使用进行限制，使得国家权力对欧美双方间交往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减轻欧洲国家对同权力差距和美国权力增长的忧虑。就国家利益方面，制度的建立和认同的培养，推动国家能从更长远的角度出发，减少国家对短期、自私的利益的追求，转而培养对长期和共同利益的追求。这既是制度化发展的结果，也是欧美国家间认同塑造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霍布斯文化”和“洛克文化”的限制，并向“康德文化”迈进。[20]

　　欧美制度化发展，促使双方加深了对共同规范原则的认知和内化，这种正向认同的发展，推动欧美制度化动力从理性计算为主的制度化动力，转变为包含越来越多的社会性因素在内的综合性动力，成为欧美制度化保持稳定并继续前进的重要保障。双方将价值共同体融入到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偏好之中，将民主协商作为习惯性机制。政府将民主压力视为调节对方政策的有效杠杆，其跨国和跨政府间的联系和频繁互动则削弱了权力的非平衡性影响，促进制度化与认同生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

　　四、总结

　　综上所述，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间的积极认同与国际制度都是维持稳定国际关系的重要条件，二者包含在动态的国家交往进程中。认同为制度化发展提供条件，正向认同越高，制度化起点就越高，制度化水平越高。而制度化的发展，能够推动国家进行密集交往，加深彼此间的认知和认同的塑造。

　　对制度化和认同互动关系的分析，能够揭示制度化过程中的国家的动机、信仰、观念等因素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得以重塑。如果认同和制度化之间能够生成正向的发展态势，认同就能够推动制度化动力的变化，从单纯的理性选择为主导，吸收越来越多的规范、信仰和原则等社会建构因素，向一种综合的制度化动力的发展，推动制度化向更高水平地发展。这在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的建设中得到印证。对民主规范、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法治原则的认知，为欧美制度化的建立打下良好的基础。而后者的发展，则为欧美国家的交往提供平台，加深了各国对制度规范的认识，培养互信，改变对传统权力、利益和安全等关键要素的看法，推动欧美从一个初期的军事联盟演变成为一个稳定有效的安全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