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作为华人社会发生民主化转型的地区，从1987年算起，已历时20余年，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其过程曲折跌宕、影响深远。那么，台湾民主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台湾民主化过程相对来说比较平和、成本较少？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对大陆的民主建设有哪些值得思考的启示？

　　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和同一时期发生的韩国民主化转型一样，同样呈现出了“政权移转”的过程特点，在执政党与反对派的互动博弈中平稳渐变地推动转型。只不过在台湾这一过程中，由于执政党的更加自觉和主动，更为有效地掌控着转型的“议题”和“进程”，因而转型过程更为平顺和稳妥，付出的社会成本和政治成本更少。

　　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是，台湾的民主转型过程，民主化议题与本土化议题相互勾连、互为因果，但同样围绕着执政党与反对派权力博弈的中轴而展开和推进。

　　一、国民党的主动主导

　　从1986年9月民主党成立，至2000年第一次政权更替，初步完成民主化转型的整个转型过程中，执政的国民党出于维护自身政权稳固的紧迫需要和顺应民主化潮流的历史自觉，一直主动地顺应和主导者民主转型的过程，而并没有采取强制性镇压和抵抗的对策，这是台湾整个转型过程平稳顺利的根本性前提和政治保障。

　　蒋经国晚年主政国民党政权时，由于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党、政、军中都有牢固的威权基础，他力主和极力推动的“政治革新”和“开放参与”，更多的是为了在台湾国际地位和国内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压力下，通过开放政权，吸收本土势力，壮大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基础，维系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合法性和持久统治。

　　所以蒋经国极力主张对民进党成立的“容忍”，并快速推动了解除“戒严体制”和解除“党禁”和“报禁”的进程。正是由于有蒋经国的历史使命感和历史自觉，使台湾的民主转型快速而平稳地跨进“转型之门”。

　　但1988年李登辉主政国民党政权后，由于他在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中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牢固权力基础，处于“弱王”地位的李登辉，极力主动地主导推动政治转型过程，一是可以有效地“借外力”来排挤和打压国民党内的“非主流”反对派，用民进党和民众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力；二是可以树立自己“民主化推手”的正面形象，来为自己在未来的多党民主竞争中赢得更多的政治资本。

　　所以从1991年至2000年期间，李登辉“借力”民进党和台湾民众的民主化要求和压力，主导了六次“修宪”活动，实现了台湾从威权体制到多党竞争体制的结构性制度转型。 在1996年的第一次总统直选中，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总统，既巩固了其个人的政治威权，也开启了多党竞争的民主化新阶段。国民党的主动和主导，在不同的转型阶段可能出于不同的个人目的和政权要求，但客观效果上都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了台湾政权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进程。

　　二、民进党的强力推动

　　1986年民进党成立而没有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意味着台湾政治转型的“缺口”已经打开。随着其后“党禁”的解除，民进党的“身份”也从“地下非法”的“党外”势力，摇身一变为公开合法的反对党。

　　民进党依靠其“本土化” 的政党身份，高举“民主化”的大旗，借助体制外的“街头抗议”和体制内的“议题”倡议，一直强力推动着台湾民主转型的进程和议题。从1986年到1996年，由民进党首先提出并强力推动，而后由国民党实现和执行的“政治议题”就有：解除《戒严法》、国会全面直选、省长及直辖市长选举、允许海外异议分子回归、废除1948年的临时条款和总统直选。如1986年5月19日民进党提出“解除《戒严法》”，而后由国民党在1987年7月15日执行；1989年12月25日，民进党提出“总统直选”，而后由国民党在1996年3月23日执行。 同时，民进党在1986年至2000年间，在历次的“民代”选举中都稳获30℅左右的选票，在“民代”机构中的民进党代表，在议题和议程中都对整个议案的最终结果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民进党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强力推动，是国民党威权体制转型的一个强大推力。

　　三、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策略互动

　　国民党出于扩大政权基础和巩固政权合法性的目的，主动开放“党禁”，并在具体的制度转型中与反对党妥协合作，“合作”而不是“镇压”，就为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策略互动提供了基础。

　　而民进党作为从体制外成长起来的反对党，在取得合法政党资格后，也进行了战略调整，放弃了街头抗议的抗争路线，转而展开以竞取选票、夺得政权的选举路线。

　　执政党与反对党沟通协商的策略互动，是整个转型过程保持平稳和顺利的重要机制性条件。早在1986年5月，蒋经国在“政治革新”启动后不久，即请“中间人”安排让国民党与党外人士餐叙沟通，开启了朝野首度公开正式对话的先例。据笔者对台大教授陈明通的访谈，民进党成立前后，国民党一直保持着与党外人士的沟通渠道，蒋经国及国民党政权对民进党成立的态度，党外人士也一直在掌握之中。 在李登辉1988年主政国民党政权后，更是“借力”反对党和民众的压力，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弱王”地位。在李登辉的主导下，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策略互动更为直接和有效。国民党本土派甚至与民进党在重要改革议题上暗通款曲，合作互利，打击了新党、亲民党等新生的“蓝营”政党。例如1990年“国是会议”的召开、1997年的“冻省案”、以及2005年的“修宪”，都是李登辉领导下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联手推动的。 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策略互动和协商妥协，是台湾的民主转型具有平稳渐进和“低社会成本”的根本保障。由此，国民党由“权力独占型霸权政党”转变为“权力竞争性民主政党”，而民进党则由体制外“街头抗议型政党”转变为体制内“选举取向的政党”。

　　四、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压力

　　二战后，美国一直是能够左右台湾国民党政权生存和维系的重要国际因素，在70年代以前，美国支持台湾政权，是把其作为反抗共产主义势力的前哨。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特别是台湾当局“退出联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给国民党当局造成更大的“合法性”危机。

　　80年代后，菲律宾、韩国的民主化运动，更是给国民党政权以极大的震撼。美国此时也认为，亲美反共的“民主政权”比“独裁政权”更有利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1985年7月，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台湾民主修正案”，认为充分民主为台湾和平前途之要件， “台湾若能朝更民主的方向前进，将有助于美国民众对台湾道义与法律上的支持。” 台湾对美国在国际上的长期依赖地位，决定了美国对台湾民主化的直接施压，构成台湾民主化动力机制中重要外在动力。

　　在台湾的民主化转型中，一直交织着“民主化”与“本土化”两个主题，两蒋时代推动政权本土化，是为了扩大国民党政权的本土基础，维系政权的合法性认同，这一时期的本土化也一直处于国民党的主导之下，其范围维系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

　　而李登辉利用“本土化”，完全是为了借助本土力量，打压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势力，巩固其个人的权威根基。本土出身的民进党，更是和本土因素有着天然的联系和纽带，本土化因素一直是民进党势力之根和选票之源，更是其“台独”理念的社会基础。所以说，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之中，各派政治势力都在“借力”于本土化力量，虽然各自出于不同的理念和目的，但在根本上都是一样，都是服务于其“权力占有和巩固”的根本宗旨。这便使台湾的民主转型中有了更为复杂的影响变量，也使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互为因果，相互推进。

　　可以说，1986年民进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民主转型之门悄然开启，经过其后一系列国民党主导的“修宪”而促成制度性变革。1996年的总统直选，是民主转型的初步完成。2000年总统大选，由于李登辉对宋楚瑜的打压，导致国民党分裂，连战和宋楚瑜“分割”了“蓝营”支持者的选票。而民进党的陈水扁“渔翁得利”般夺得总统大位。台湾政权实现了第一次和平交接，标志着台湾民主转型的完成。2004年，陈水扁继任总统后，由于其治理无能和贪腐案件，2006年出现了施明德领导的百万“红衫军”的“倒扁”风潮，同时，配合这场“倒扁”运动，在野的国民党也发动了全台范围“罢扁”联署，并与亲民党联手在“立法院”三次推动罢免案。但遍及全岛的“乱而有序”的“倒扁”运动，并没有动摇和破坏“民主宪政”的基本架构，一切都是在法治的范围内进行的，说明了台湾朝野对民主宪政架构有了最基本的认同和维护。

　　下野后的国民党经过“脱胎换骨”式的整党运动，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重新夺回政权，马英九领导“欲火重生”后的国民党再次前行。第二次政权的和平交接，标志着台湾民主巩固的初步实现，台湾的民主化进程迈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

　　但是，交织着太多的历史遗绪和现实变量的台湾民主化进程，其稳定运行和成长进步，还有赖于执政党与反对党的理性沟通，有赖于台湾公民社会的更加成熟，有赖于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和平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