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二层基本含义：一是“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它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建立起来的制度，与我国历史上一切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有着本质区别，主要表现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二是“中国特色制度”，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制度创新所逐步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或“气派”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制度”有机结合，印证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从制度选择到制度自信的艰难探索历程。

　　一、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契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一个国家如何进行制度选择、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基本国情与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什么样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的“中国梦”。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聚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心血，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盼。

　　1.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选择

　　1840年的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古老坚固的大门，迫使中华民族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度陷入备受欺凌的屈辱历史。选择新的制度替代落后的旧制度，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就成为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索和实践的主题。

　　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来替代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这种制度应具有强大的凝聚功能，能够广泛而有效的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迅速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应具有超强的包容性、融合力，不仅能兼容中国制度传统或制度惯性及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制度文化精髓，而且能够防范各种外来不良因素的干扰，始终保持均衡的运行机制。

　　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阶级和阶层都在为这样的制度进行不断的设计与安排。1851年洪秀全领导农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施政纲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了改造社会的基本方案，这种以农民阶级的理想社会替代封建制度的设计，最初曾经发挥过强大的号召力，但终因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天国梦想”宣告破灭。此后，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试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变革中国社会的旧制度，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富强的“中国梦”，但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对人民的藐视，丧失了其号召民众反对封建制度的能力，终被国民所抛弃。

　　不管怎样，这三大救亡运动，在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上，都体现出各个阶级和阶层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同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逻辑递进关系的共同特征——选择新制度改造旧制度，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富强。这些不断试错式的制度选择过程，尽管付出了沉重甚至是血的代价，但终归为后来无产阶级进行正确制度选择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

　　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近代中国制度的选择只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选择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进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在制度点滴改良的基础上保留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与清末“新政”等，这种方式显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近代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另一种选择就是采取强制性制度选择，即通过革命手段，打碎旧的封建制度，建立崭新的制度，在当时最先进的制度设计当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国资产阶级两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选择的破灭。此时的中国已经没有可供制度选择的余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构成的。正当中国人民茫茫不知所从之时，北方的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宣告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来临。十月革命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犹如黑暗中闪亮耀眼的灯光，给中国人民带来希望。“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这是中国人民历经挫折和失败得出的正确结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理解、领悟、传播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学说，中国应当“走俄国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旗帜鲜明地把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从此在这面旗帜下，凝聚着一大批中国共产党员及紧跟其后南征北战的成千上万的革命队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强大的阶级基础。

　　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2]666毛泽东指出了“两步走”战略之间的关系：“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651－652在这里毛泽东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在这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共存并较量，中华民族面临着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两种选择，但中国共产党凭借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进行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土地改革运动及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使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地增长并逐渐成为主导性因素，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经验及大力支持，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6。

　　2.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完成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选择”之后，便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先声；1957年6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最新成果。在这些文章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为毛泽东关注的重要话题，尤其是他最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理论。毛泽东从两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思想：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包括政治上的人民民主制度、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等基本制度，这些制度优于旧的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旧社会制度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之间的基本适合，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相比较而言是“完善”的制度。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也存在“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4]。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经历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际上，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完善”是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完善”是指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即基本制度的运行体制或制度设计。非常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区别“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具体制度”对“基本制度”的影响与反作用。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发展前途，“但如果这种基本制度借以实现的形式——各种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要求时，就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很难发挥出来”[5]。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没有明确区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解决二种“制度”的方式上，采取一刀切，统一用阶级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结果阻滞了社会主义制度逐步完善的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如何建设、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的命题，并从制度创新入手逐步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思想，在明确区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科学命题。邓小平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支持”[6]116，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7]250。显然，这里所说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具体做法”则是指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规定的具体制度、体制或运行机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前提条件，必须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规定的具体制度、体制或运行机制，还存在着不完善的方面，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这样，邓小平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命题中“坚持”与“完善”的关系，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这一基本原则，并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凝聚着无数仁人志士探索中华民族独立与富强的心血。正如胡锦涛在建党九十周年大会所讲，“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