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初，随着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到来，俄国旅华传教士开始了在北京的侨居生活。根据沙皇的命令，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约安马克西莫维奇在西伯利亚为第一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筹备了行装。传教士团与返京的清政府的图理琛赴俄使团同行，于1715年4月抵达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成员虽非首批赴华的俄国人，但是，这个特殊的俄侨群体，相对于商贾、佣兵、囚俘等，对早期俄中关系的影响最为显著。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历史虽已广为人知，然而，对其成员个体的研究却鲜有涉及。

　　一、北京城内的首批俄国传教士

　　第一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由雅库特修道院院长伊拉里翁列扎伊斯基[（ИлларионЛежайский）旧译依腊离宛——编者注]率领。他出生在乌克兰古城切尔尼戈夫，毕业于基辅莫吉拉神学院（Киево-Могилянскаядуховнаяакадемия）。19世纪有研究记载：“第一届传教士团成员有：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列扎伊斯基、修士司祭伊拉里翁和拉夫连季；修士辅祭菲利蒙、约瑟夫·阿福纳西耶夫、伊拉里翁雅库特、费奥多尔别尔卡、尼卡诺尔克柳索夫、彼得卡尔梅克，四名教士和三名侍从，他们于1715年4月22日抵达北京。”①

　　另有同期研究收录的一份俄国政府致清政府理藩院的咨文中写道：“几年前派有……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随员包括一名司祭、一名助祭和七名侍从。”②现代研究认为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所率领的第一届传教士团由以下人员构成：一名神甫（修士司祭）拉夫连季和一名修士辅祭菲利蒙，还有七或八名低级神职人员和其他教堂小职员，这些人中间可能有托博尔斯克斯拉夫俄罗斯学校的学生。传教士团抵京时的成员有：约瑟夫季亚科诺夫、尼卡诺尔克柳索夫、彼得马克西莫维奇雅库托夫、格里戈里斯马金、费奥多尔科列斯尼科夫、安德烈波波夫、约瑟夫阿福纳西耶夫。罗马教皇派驻中国的使节也有记载：来自俄罗斯的一名修道院院长和十二名神甫抵达了北京③。

　　19世纪末俄罗斯外交官伊万科罗斯托韦茨记述道：“鲜有关于第一届传教士团活动的记载。”④但是有关北京首批俄罗斯传教士的描述在罗马教皇使节的一封信中有所记载。这位天主教神甫高度评价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列扎伊斯基说：“我发现他举止高雅、彬彬有礼，衣着饰物极其整洁……他的拉丁语说得足以使人理解。”此外，这位罗马教皇的使者还评价了传教士团的其他成员：“跟随他的神职人员衣衫褴褛、形秽影悲。我甚至把他们中的一些人看成了在教堂门前玩耍的人，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情形是尤其不可容忍的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即便（这里）体面的人也为数不多。”⑤

　　神职人员在中国属于文职阶层，例如有研究称：“中国皇帝把传教士团成员纳入国家的高级阶层，例如修士大司祭官封五品、辅祭官封七品。学员归入军士阶层。传教士团所有成员均配给公宅，位于阿尔巴津教堂地界。”⑥

　　在沙皇宠臣亚历山大缅希科夫和几位俄国高级官贵代表共同签署的一份俄国政府致清政府理藩院的咨文中说：“该修士大司祭及其随从抵京之时，蒙陛下旨意受万般款待之尊重，我们至仁的君主沙皇陛下将此视为贵陛下至诚友谊之象征。”⑦

　　虽然传教士团初期的工作一帆风顺，但是后来这些俄国人无论在日常生活上还是在传教活动上都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据科罗斯托韦茨记载：“传教士团在其团长死后很快便溃乱不堪，其中四名教士返回了俄罗斯，只留下一名司祭和三名助手。”⑧

　　1717年安德烈波波夫、费奥多尔卡列斯尼科夫、约瑟夫阿福纳西耶夫被派回俄罗斯，可能是为获取传教用的书籍。但是他们再也没有重返中国。研究人员帕恩认为，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列扎伊斯基死于1717年10月，1718年9月在北京举行了葬礼。19世纪有研究认为：“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于1717年在北京去温泉的途中去世。”⑨

　　而后，清政府遣修士辅祭菲利蒙和格里戈里斯马金回国通报传教士团团长的死讯，余四名传教士留在北京。约瑟夫季亚科诺夫、尼卡诺尔克柳索夫、彼得马克西莫夫从此再未归故土，大约在1737年逝于北京。据19世纪初的一位俄国传教士记载：“在该修士大司祭1719年死于北京后，清政府的善意也随之结束。”⑩

　　另有研究记载，1719年春，托博尔斯克都主教费奥多尔菲洛费在得知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的死讯后，写信请求西伯利亚省长马特维加加林向沙皇彼得一世建议往中国派遣主教“及15人的全班教堂神职人员……”。在19世纪的文献中还存在这样的说法：“1720年彼得堡在任命新的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议。前任团长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列扎伊斯基死后，彼得大帝下诏任命修士司祭因诺肯季（旧译英诺肯提乙——编者注）担任此职位，并提升其为修士大司祭。但是鉴于托博尔斯克都主教菲洛费的建议，同时出于传教士团工作上的便利，加之当时有关康熙皇帝本人有意受洗的传言盛行，所以主教公会倾向于往中国派遣主教级的神职人员。”①

　　这种观点在俄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有研究称：“至圣的英诺肯提乙1721年4月19日由彼得堡前往北京。随从有：两名修士司祭、两名修士辅祭、五名唱诗班歌手、两名侍从和一名厨师。”②因诺肯季库利奇茨基（ИннокентийКульчицкий）主教曾两次出国并且期待获准前往中国，但是清政府未准许他入京。因诺肯季主教于1727年8月收到了俄国驻华使节萨瓦弗拉基斯拉维奇拉古津斯基（СавваВладиславичРагузинский）的一封来信，信中说：“北京的朝廷不想接纳主教这样的宗教大员，协议中也不允许派遣超过三名神甫，而三名神甫可有六名随从，这六名随从应是四名俄语学员和两名拉丁语学员，他们可以在北京的学校学习汉语和满语，同时教中国人俄语和拉丁语。”③

　　1726年12月30日女皇叶卡捷琳娜一世下令派遣莫斯科斯拉夫拉丁学院（Славяно-латинскаяакадемия）毕业生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为首的新一届传教士团前往北京。19世纪的文献指出，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АнтонийПлатковский）是1727年1月9日被任命为团长的④。圣旨令安东尼携其学员一同前往北京。这些学员是卢卡沃耶伊科夫、费奥多尔·特列季亚科夫和伊万·舍斯托帕洛夫(另有研究认为第三个是伊万普霍尔特)⑤。他们在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ИркутскийВознесен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所办的学校中跟随安东尼学习蒙古语，在1725年就被指派加入传教士团，和一名修士司祭随一支商队同行赴华。这支商队有1650匹马和600多辆四轮大车，于1727年底到达北京。

　　以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为首的第二届传教士团全团于1729年6月到达北京。成员包括：外贝加尔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教堂的神甫伊万·菲利波维奇·菲利莫诺夫（伊万·菲利波夫）、修士辅祭约阿瑟夫伊万诺夫斯基以及三名学员：

　　格拉西姆·舒利金、米哈伊尔·阿福纳西耶夫、波诺马廖夫和伊拉里昂（拉里昂）·卡利诺维奇、罗索欣（拉索欣）。一项神学院学生的研究显示：“可以确认，1727年修士大司祭带了三名学员去北京，这一点从其向圣英诺肯提乙提交的名单中可以看出，这三名学生‘根据蒙古老师的证明，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他们是：1.神甫卡林尼克伊万诺夫之子伊拉里昂拉索欣；2.格拉西姆舒利金，被诺沃杰维奇修道院（Новодевичиймонастырь，位于伊尔库茨克的兹纳缅斯克），位于伊尔库茨克的兹纳缅斯克的大主教收养，他的母亲是一名寡妇；3.神甫阿法纳西波诺马廖夫之子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⑥1731年一支113人的商队开赴北京，商队中有四名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新学员：米哈伊尔波兹尼亚科夫、伊万贝科夫、格拉西姆巴尔希尼科夫和阿列克谢弗拉德金。1732年“郎喀从北京回来时带了两名学员伊万普尔霍尔特和费奥多尔特列季亚科夫；而代替这两名学员留在中国的是两名来自莫斯科的贵族学员伊万贝科夫和阿列克谢弗拉德金”⑦。神甫拉夫连季和三名诵经士以及刚刚抵京的修士司祭伊拉里翁（特鲁斯或是特鲁索夫）和三名学员留在了北京阿尔巴津人驻地。

　　二、俄国传教士在北京的日常生活

　　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居住在位于北京内城东南部的东交民巷俄国使馆驻地。他们的传教场所称为南馆，阿尔巴津人的称为北馆，最初一些俄国传教士和学员也住在北馆。一些传教士还在北京买了地。如：学员沃依科夫1729年购买了一块地，并在死后将该地赠与传教士团，成为传教士的墓地。传教士们在使馆区的周边购买了一些房屋作为修道小室。他们还在北京周边购买了一些耕地，通常用来租给中国农民使用。

　　在整个18世纪，俄国当局用西伯利亚土著进贡的毛皮供给北京传教士团。传教士们需自行在北京出售这些毛皮，换来的钱用于自身和传教士团的花费。传教士们也能从中国国库中获得一些银粮补给。传教士团的成员举止各异。科罗斯托韦茨曾有记述：“传教士团成员常常以争吵、胡闹和酗酒度日；例如，修士辅祭约阿萨夫，官封七品，曾醉酒在皇宫中寻衅闹事……”①

　　许多俄国人对待东正教传教士的态度是有偏见的，尤其是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上述观点即证实了这一点。有文献显示1734年郎喀在彼得堡做过一次报告，称修士大司祭约阿萨夫“身居中国宫廷的达官贵人之中”②。

　　文献中说：郎喀收到一道指令，“要求其根据圣主教公会的命令尽快随商队赶赴北京，将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身边的修士司祭伊拉里翁特鲁索夫和修士辅祭约瑟夫押解回圣主教公会接受调查；因为前者故意用墨水弄脏了一个用于印刷赞颂宗教仪式中皇帝姓氏的板框，而后者则不愿同修士大司祭做国家节日日祷”③。

　　现代研究认为对于伊拉里翁特鲁索夫的指控在以下方面：“安东尼声明，伊拉里翁所受的教育不足以应对与外国传教士的交往，并指出他在履行职责时粗心大意，表现在：他勾掉了两名已故大公的名字从而损坏了宗教仪式上用以赞颂皇家成员姓名的印刷模板。”④

　　1731年神甫伊万菲利波夫菲利莫诺夫被逐出北京，随附公函一封：“伊万神甫与几名学员在我国不能和睦相处，时常发生严重的争执和吵闹。他曾残忍致伤安东尼神甫的手臂，因此我们将伊万神甫遣至边境贵方辖区。”⑤

　　1736年彼得堡通过一项决定“把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本人连同全班神职人员押回圣主教公会……”⑥，这些传教士在俄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19世纪中叶，西伯利亚的教会史学家曾写道：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已经成为一个“道德极其败坏，贪财到了不可思议地步的”人，委派他“是俄罗斯的耻辱”，并认为，“使东正教的心灵得以慰藉的是：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没有参与委派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去北京一事”⑦。“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自愿于1721年离开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前往托博尔斯克……普拉特科夫斯基当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的梦想因向北京派遣英诺肯提乙主教而破灭……1725年5月11日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收到了托博尔斯克都主教的两道指令，指令是以修道院院长帕霍米名义发的，从其中一道指令中可以得知：圣主教公会决定责令修士大司祭普拉特科夫斯基在伊尔库茨克的修道院建立蒙古语学校，之后再建立汉语学校。”⑧

　　喀山神学院一位毕业生在其毕业论文中指出，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的阴谋致使因诺肯季库利奇茨基主教没能去中国，但是也指出：“在普拉特科夫斯基担任传教士团团长时，使馆建立了教堂，有了固定的神职班底：一名神甫、一名辅祭和两名有权收取薪金的小教士。但是普拉特科夫斯基任职时间不长，因可耻行为在严加看管下被逐出北京……可以理解为他算计圣因诺肯季而遭到的报应。”⑨当时，还有一种较为公正的观点，认为“普拉特科夫斯基是一个历史人物，但是这个人物未被所有人认清”⑩。

　　对俄国人来说，在中国生活是十分艰难的。1734年和1735年传教士团学员米哈伊尔沃耶伊科夫和格拉西姆舒利金先后死在了北京。信使米哈伊尔绍库罗夫于1740年带着一份呈文来到北京，其中写道：“早年来京学习汉语和满语的学员拉里昂拉索欣和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因俄国国内需要……呈请他们随信使米哈伊尔绍库罗夫返回俄国。”①

　　但是波诺马廖夫未等到回国就身故了。第一批学成的学员中在中国存活下来的只有罗索欣，他后来成为俄罗斯第一位汉学家。第三届传教士团团长是伊拉里翁特鲁索夫，他曾是一名随船修士司祭，在堪察加工作了12年，而后在托博尔斯克工作，1727年被任命为赴华商队的神甫，1732年被提名担任传教士团团长。伊拉里翁特鲁索夫初次到北京就与当时的传教士团团长发生了矛盾而被遣送至俄国法庭。但是，在法庭上他获得了无罪辩护并被安置到诺夫哥罗德工作，后又被派至圣三一亚历山大斯维尔斯基修道院（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вирскийвчестьСв.Троицымонастырь）工作。教会的研究人员认为，“1734年9月10日在彼得堡，此前曾在北京居住过的修士司祭伊拉里翁特鲁索夫受苏兹达里和尤里耶夫的至圣加百列主教（ПреосвященныйГавриилЕпископ）提拔为托博尔斯克高僧院（ТобольскийАрхиерейскийдом）的修士大司祭，取代了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他还是主易圣容修道院（Посольский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大司祭”②。

　　1734年9月组建新一届传教士团时，伊拉里翁特鲁索夫被任命为团长，与此同时他还是贝加尔主易圣容修道院（ПосольскийвчестьПреображенияГосподнямонастырьнаБайкале）的负责人和北京的圣烛修道院（Сретен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的“派任”修士大司祭。这位新任团长于1734年12月31日收到一本有关修士大司祭职责与行动的指南。指南规定：“作为一名在中国北京工作的修士大司祭，生活中应……遵守各项规矩。”③

　　新一届传教士团于1736年11月10日抵京，同行的还有一支由外交官郎喀和特派员菲尔索夫率领的商队。传教士团成员有：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乌瓦洛夫和安东尼卢霍夫斯基以及三名学员，其中包括伊万希西列夫。伊拉里翁特鲁索夫一直担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直至1741年猝死。

　　1741年1月罗索欣将一封阿列克谢弗拉德金针对伊拉里昂特鲁索夫的告发信转往彼得堡。信中提到修士大司祭“酗酒、亵渎神灵……刁难下属”。圣主教公会随即下令展开调查，传教士团转由拉夫连季乌瓦洛夫领导。但是，在调查开始之前，伊拉里翁特鲁索夫就身故了，而拉夫连季也告病回国了。19世纪的研究认为，“伊拉里翁特鲁索夫是一个积极的、在道德上无可指责的人”④。

　　1742年一条消息传至彼得堡，“根据该商队队长菲尔索夫2月初呈送的揭发信，修士司祭拉夫连季和小教士雅科夫伊万诺夫被遣返回俄罗斯，他们的位置由随商队一同而来的修士辅祭拉夫连季和小教士科济马接替，并为他们安排了寓所，位于俄罗斯商城”⑤。1741年修士司祭拉夫连季博布罗夫尼科夫从伊尔库茨克教区来到北京的圣烛修道院。19世纪的研究指出：“1740年……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从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基修道院被派至主易圣容修道院，同年随商队被派往中国。”⑥1742年伊万西哈列夫死于北京。第三届传教士团的第一批成员中在中国坚持到最后的是约阿萨夫伊万诺夫斯基，其于1747年逝于北京。1742年初，圣主教公会开始为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挑选新成员。选拔规定中说：“要使他们没有任何疑虑和想法：因为这个亚洲国家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国家，当地人十分友善，对于传播上帝之言没有任何恐惧和禁忌，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对传道上帝之言尊敬有加。”⑦

　　1742年底，一批新学员随信使米哈伊尔绍库罗夫一同开赴北京。这些新学员是1739年从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选出来的，并且在莫斯科跟着中国老师进行了语言培训。包括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АлексейЛеонтьев）、安德烈卡纳耶夫和尼基塔切卡诺夫。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他后来成为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之一。1742年彼得堡选定了第四届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团长由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ГервасийЛинцевский）担任，他是基辅米哈伊洛夫斯基修道院（Киево-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的前任修士司祭。传教士团成员有：修士司祭约伊利弗鲁布列夫斯基、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和已经居于北京的修士辅祭约阿萨夫伊万诺夫斯基，教士索宗特卡尔波夫、基里尔谢苗诺夫、基里尔伊万诺夫，低级教士阿列克谢斯莫利尼茨基，教堂侍从季莫费安德烈耶夫、马特维斯托罗任科。谈到约阿萨夫伊万诺夫斯基，汉学家尼阔赖阿多拉茨基（НиколайАдоратский）写道：“尽管有圣主教公会1743年3月24日的决定和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于同年2月21日以‘难以自制和酗酒’为由书面申请遣返约阿萨夫回俄罗斯，但是在理藩院的请求下，约阿萨夫还是留在了北京，对这一事实是没有异议的。”①

　　枢密院以一纸政令确定了传教士团在北京的驻留期限为7年，来回路途所花时间不计在内。传教士团在中国应当遵守旧规程，但是在附录中指出，传教士团团长应向伊尔库茨克的主教征求意见。传教士们首次被命令学习汉语，文书上讲：“修士大司祭林采夫斯基，你……和派去的修士司祭们在北京期间要带领随从竭尽全力学习当地中国人的语言。”②

　　在赴任的途中，一名传教士在从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的路上逃跑了，还有两人因病留在了托木斯克。清政府长期以来都不愿放俄国人入境。新的传教士团作为第五支国库商队的一部分于1745年抵达北京，团长是前女皇唱诗班歌手格拉西姆基里尔洛维奇列布拉托夫斯基。该传教士商队有一名固定的翻译伊万雅科夫列夫普斯特内。1746年列布拉托夫斯基回到伊尔库茨克说“中国人不接受两名以上的教士，并辩解说条约上根本没有关于教士数目的内容”③。

　　据历史学家修士司祭尼阔赖记载：“新的东正教传教士们发现北京传教士团的状况很糟糕，依照惯例他们会尽力改善自身的状况，但是这也没能使他们摆脱单调生活带来的后果，也没妨碍他们的后继者继续发现他们内部管理的糟糕状况。”④有研究者指出：“第四届传教士团的活动，总体上延续着前一届的内容，不同的是本届传教士团成员行为举止良好，个人能力素质高……那些与阿尔巴津人不和的传教士团成员拒绝把教堂的钥匙给阿尔巴津

　　人。”⑤

　　第五届传教士团在北京驻留了10年，其中一些成员没有等到回国就身故了。神甫约伊利鲁布列夫斯基和修士辅祭约阿瑟夫死于1747年。学员尼基塔切卡诺夫死于1752年，安德烈卡纳耶夫死于1755年。团长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在1757年回到俄罗斯时在彼得巴甫洛夫大教堂（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ийсобор）接受了以佩列斯拉夫主教为名的按手礼。传教士团成员中有一名波兰人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他是在利沃夫的天主教耶稣会那里接受的教育，关于此人，杰出学者、文物鉴赏家弗洛林斯基曾经写道：“他是基辅学院的教师、基辅索菲亚修道院（Киево-Софий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辅祭。费奥多西和多数其他候选人一样不愿来中国。在成为修士司祭后，他被派驻北京……从1745年至1755年。他在35岁时回到祖国，被任命为谢夫斯基修道院（Сев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大司祭，1758年去世。在北京时，他撰写了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历史，且毫不隐晦传教士团的缺点。”⑥

　　第四届传教士团虽然规定驻留期限是7年，但是实际上在北京驻留了10年。至1755年传教士团成员中仍然在世的有：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修士司祭费奥多西和教士

　　索宗特卡尔波夫、基里尔谢苗诺夫、基里尔·伊万诺夫、阿列克谢斯莫里尼茨基 ①。

　　新一届的北京传教士团成员于1753年在莫斯科开始选拔。传教士团团长由莫斯科人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АмвросийЮматов）担任。“此前他是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的诗学教师，有学识且性格刚毅。”②传教士团成员有：修士司祭索夫罗尼阿吉耶夫斯基、西尔韦斯特尔斯皮岑，修士辅祭谢尔盖，教士斯捷潘济明、伊利亚伊凡诺夫、阿列克谢达尼洛夫。随传教士团一同被派往北京的还有学员瓦维拉耶罗莫拉耶夫、斯特凡索科洛夫、斯特凡亚基莫夫和伊万奥泽罗夫以及一名“加入教会不久的波斯人、团长的侍从”瓦西里亚历山德罗夫、“基辅居民、修士司祭索夫罗尼的侍从”伊万科兹洛夫斯基和修士司祭西尔韦斯特尔之子格里戈里斯皮岑。第五届传教士团于1754年12月底到达北京，但是清政府只允许6名俄国人留华，而教士伊利亚伊凡诺夫、三名侍从以及所有学员都被迫与上届传教士团一同返回了俄罗斯。尽管留华的传教士人数不多，但是却做了很多事，正如有研究指出：“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在17年间共为220名满人和汉人进行了洗礼。”③

　　第五届传教士团在华驻留时间很长，最后只有两人得以活着于1772年返乡。修士大司祭于1771年7月1日逝于北京，同年去世的还有索夫罗尼和谢尔盖。西尔韦斯特尔则死于1773年回国途中。1771年11月8日第六届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抵达北京，团长为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韦特，1767年受任。19世纪的研究记载：“与他一同受任的还有修士司祭尤斯特和约安尼基、修士辅祭尼基福尔和诵经士谢苗茨韦特、谢苗基列夫斯基。1769年8月22日挑选了学员雅科夫科尔金以及托博尔斯克神学院的三名学员阿加福诺夫、帕累舍夫和巴什科耶夫。”④

　　19世纪中叶有研究记载：“1771年东正教传教士团经伊尔库茨克前往北京，由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韦特率领。传教士团成员中的修士司祭约安尼基死在了伊尔库茨克，而诵经士谢苗茨韦特和谢苗基列夫斯基也无力继续前往。根据伊尔库茨克省长的要求……这三人的位置由神甫约安普罗托波波夫、教士伊万格列别什科夫和18岁的彼得马尔科维奇罗季奥诺夫替补。罗季奥诺夫随团来到北京后，从1771年驻留至1783年，其间学习了满语和汉语，达到了能够部分会话的程度。”⑤

　　据尼阔赖记载：“第六届传教士团在北京的生活状况总体上比较平静。只是一次闹剧打破了他们平静而单调的生活。小教士伊万格列别什科夫……在法庭上宣称……大神甫自由石匠不配活在这世上。因此事被传唤至法庭的几名学员称，这样的告发是不公平的并且格列别什科夫认为，他的这种滑稽的告密行为是为了使传教士团的成员们被尽快遣返回俄罗斯。这个小教士曾因为类似的玩笑被戴着锁链关进禁闭室。此外，也有人遇难，一个加入东正教的汉人安德烈，在被审讯后于使馆的围墙上上吊了……显然，修士大司祭尼古拉有些软弱或者没有能力把自己的下属从北京艰难的生活中挽救出来。总体来说，他在继续着前人的事业，尽管没有多大的起色。”⑥

　　1778年1月，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韦特通过耶稣会士给彼得堡带去了两封关于提前回国的呈文。传教士团的六名成员包括三名学员于1782年随伊古姆诺夫的商队返回了俄罗斯。俄罗斯著名教育家莫斯科大主教普拉东列夫申奉外交委员会之命筹建第七届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但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找到愿意赴华的人，直到1780年初一名波兰（西乌克兰）人同意担任传教士团团长，他就是位于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圣三一修道院（ТроицкийАлександро-Нев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ИоакимШишковский）。他被提拔为修士大司祭调往莫斯科。传教士团成员包括：顿河修道院（Донскиймонастырь）修士司祭安东尼谢杰利尼科夫、安德罗诺夫修道院（Андроновмонастырь）的修士司祭阿列克谢博戈列波夫、圣三一大寺院（Троицкаялавра）的修士辅祭伊兹赖尔。教士有15岁的莫斯科神学院学员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奥尔洛夫，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堂司事，以及一名哥萨克人。第七届传教士团的学员包括：莫斯科神学院学生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圣三一神学院学生伊万菲洛诺夫和“亚裔……来自苏兹达里高僧院唱诗班歌手”安东弗拉德金。后来，普拉东大主教的唱诗班歌手、19岁的阿列克谢波波夫因个人意愿也成了传教士团的学员。

　　在给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的特别守则中规定：“身处异国他教、民众思维特殊的环境里，外交委员会过分注重您的行为是否合乎体统，并在这种环境中监督您的随从，原因可以解释为：这是官衔、您的名号以及对您寄予的希望所要求的。”①

　　有研究记载：“传教士团于1781年8月23日出发，同年11月2日顺利抵达北京。11月6日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把推荐函转交给了三名清政府官员。”②另有研究指出，“第七届传教士团生活平静，没有出现对成员的责备和蔑视……他们得到授权可以离开会馆，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例如，北京周边地区直至长城，30俄里外的温泉以及20俄里外的通州，那里停泊着来自南方的商船。同样，不同的人能不受阻碍地进入俄国传教士团……俄国传教士们的生活总体上是封闭的”③，矛盾冲突相当多，例如，奥尔洛夫“怀恨传教士团团长，两次将他告上法庭，请求把他遣返回俄罗斯……当他还没平静下来的时候，自己却被遣返回了俄罗斯”④。

　　奥尔洛夫是1787年底回国的。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和伊万菲洛诺夫未等到回国就死在了北京，弗拉德金最终回到了俄罗斯并且成了一名翻译。

　　三、结语

　　18世纪的最后一届也就是第八届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组建于喀山。1793年1月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基（СофронийГрибовский）受任为团长。成员有：修士司祭叶谢伊、瓦尔拉姆，修士辅祭瓦维拉，两名低级教士，学员帕维尔卡缅斯基、斯捷潘利波夫采夫、伊万纳洛斯舍夫和卡尔普科鲁格洛波列夫。1794年抵京的商队共32人。从第八届传教士团开始俄罗斯传教士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届传教士团回到祖国时已经是19世纪了，他们的故事也已广为人知。

　　需要指出的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中许多成员都曾在清政府的机关中供职，担任翻译和在学校中教授俄语。传教士团的第一届成员约瑟夫季亚科诺夫学习了满语并且自1725年开始担任翻译和俄语教师。沃依科夫和列昂季耶夫在理藩院担任翻译，在清宫的学堂中担任俄语教师。对于在北京的东正教神甫来说，传教活动并非他们的全部职责。传教士团主要是为了保证旅华的阿尔巴津人和俄国人的需要。此外，传教士团还完成了外交代表和研究机构的职能。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曾有合作，这在俄国本土是不常有的事情。尼阔赖写道：“限于自己在南俄学校中所受的教育，这一时期的东正教传教士自然会与天主教徒相亲近，相比之下天主教徒算得上是北京的老住户了。除了兴趣之外，促使这些俄国人与天主教同行们相亲近的原因还有生活上的实际需要……因此，我们的传教士在安置教堂设施，例如圣像壁的时候可以去向他们求教，向天主教工匠定做圣像，甚至向他们学习一些技能，例如葡萄种植等。天主教徒的这种外在影响力也必然导致了借用他们对基督教书籍翻译的情况出现。”⑤

　　清政府的反基督教措施没有威胁到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及其教民们的生存。现代研究指出：“1768年在打压罗马法基督徒时，在上帝的庇佑下，清朝政府没有动这些阿尔巴津族系的希腊俄罗斯基督徒。”⑥

　　对传教士们在北京的活动总体评价存在矛盾。在评价俄国传教士的特点时，大都指出他们酗酒、粗暴、懒惰，这些问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主要是由于他们身处一个完全异样的国度所经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重负所引发的，例如，第五届传教士团团长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曾言：“中国人在看到外国人时，即便（外国人）是穿着他们的衣裙，也会辱骂、嘲笑和唾弃（他们）。”①

　　在俄中之间发生纠葛时，东正教的神甫们实际上成了人质，他们处于清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有时甚至是软禁。有研究指出：“这段时间俄国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处境非常悲惨。因俄国人没有把逃犯交予中方，中国皇帝下令封了俄国修道院，禁止里面的东正教传教士外出，设置了戒备森严的岗哨，并在使馆的大门上钉上一道死刑令，威慑那些胆敢进入修道院的中国臣民。”②

　　此外，还出现过其他的复杂情形，例如，因两国法律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传教士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纠纷：“到第六届传教士团时期，（传教士团）共有田产五块用于出租。在中国出租田产的租金往往是恒定的……但这也没能使传教士团在收租金时免于各种官司和麻烦的纠缠。”③

　　俄国传教士与祖国的联系长期中断，不少人都客死他乡。例如，第五届传教士团共六名成员，四名死于北京，一名于回乡途中死在了伊尔库茨克。第一、三、五、七届团长，即18世纪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超半数的团长，均逝于中国。19世纪中期，俄国传教士曾在信中写道：“我去了安葬我们的传教士的墓地……我长久地注视着石碑上那些逝者的姓名……我把这些名字都抄了下来……1.自创世记第7278年第10月第2日莫斯科人氏、修士辅祭谢尔盖的遗体安葬于此，在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时期于北京居两年零九个月；自言成肉身起第1768年第9月第30日；自其出生起第44年第9月。2.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韦特的随员诵经士伊万格列别什科夫自1771年11月8日至1777年居于北京，自其出生起第52年第12月第31日……6.1772年4月7日上帝的奴仆阿列克谢达尼洛夫神职在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时期供职7年……而阿姆夫罗西本人的墓志铭是由对他崇敬有加的天主教传教士所写：‘这里安葬着最虔诚的神甫、莫斯科人氏、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的遗体，他在莫斯科帝国学院（Московская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Академия）经历了全科——文法、诗学、演说、哲学、神学十年的修行后，担任该院教授8年……1754年底来到北京，在此俯首益行于教堂修道之事17年，以言、建、论、行助人于逢事之需。自其出生起第54年第7月第10日晚祷之后，于北京虔诚而终。愿上帝与众圣一同为你的奴仆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西的亡灵祈祷。’另一面是用中文和拉丁文书写的……此外，还有这样的铭文：1782年12月29日，自出生50年20日患病，上帝的奴仆修士司祭安东尼谢杰利尼科夫，苏兹达里人氏，商贾，仅接受过识字教育，作为修士司祭约阿基姆的随员来到北京。”④

　　在传教士团27名学员中有12人未及归国便命陨大清。据19世纪初俄罗斯传教士记载，最受礼遇的俄罗斯传教士是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列扎伊斯基，“该修士大司祭1719年在北京死后，中国政府的善意也随之结束；因为第二届传教士团行为如此茫然……从这之后我们的传教士团已经无法在政府面前修正自己的形象，反而愈发加剧了在政府面前的不良印象”。然而，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指出，“中国人对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和阿姆夫罗西的行为做出了正面的评价”⑤。20世纪初也有传教士指出，“早期传教士团中杰出的修士大司祭有：阿姆夫罗西尤马托夫”⑥。

　　总体看来，尽管批评声较为普遍，但还是有过半数的传教士团团长在后来得到了认可。在18世纪，作为宗教传教士团成员的俄国旅华传教士在俄中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而有趣的一页。